<th id="nn3pt"></th>
      <th id="nn3pt"></th>
      <button id="nn3pt"><samp id="nn3pt"><menuitem id="nn3pt"></menuitem></samp></button><th id="nn3pt"></th>
      <tbody id="nn3pt"><noscript id="nn3pt"></noscript></tbody>
    1. <tbody id="nn3pt"><pre id="nn3pt"></pre></tbody>
       
      當前位置: 首頁現場傳真
      現場傳真
      星月不問趕路者,光陰不負有心人—解讀“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發布時間:2018-04-11    文章出處:中國考古網    作者:張小筑    點擊率:
        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評選活動已于昨日落下帷幕。從史前先民內陸和沿海的平凡生活到都城與帝陵的復原重現,從山祭遺存到“道教祖庭”,它們有的顛覆傳統觀念 ,有的再現江湖傳說,勾畫出中華文化的輪廓,訴說著歷史長河中的故事。這些考古項目為何能經層層篩選后成為2017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下面就來看看它們的的精彩何在吧。


      會議現場
       
        并不“新”的考古“新發現”
       
        名單上一長串的遺址名稱對于大眾來說可能非常陌生,但對于考古工作者來說卻都是再熟悉不過了。誠如國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長在終評會開幕式上所言,考古發現雖有偶然性,但是各項新發現絕非巧合,而是考古工作者幾年甚至幾十年間辛勤奮斗得來的,在多年堅持不懈努力下所取得的考古收獲更是對功夫不負有心人的嘉獎。上榜2017年十大新發現的項目中諸如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陜西西安秦漢櫟陽城遺址、河南新鄭鄭韓故城遺址以及河南洛陽東漢帝陵考古調查與發掘均為延續數年的考古項目,有的發掘工作更是持續了十余年之久。


      楊官寨遺址廟底溝文化墓地發掘區航拍


      偏洞室墓M283
       
        “做大型遺址考古工作時要有長期的堅持才會有重大的收獲,聚落布局逐步清晰的楊官寨遺址就是一個范例。”總面積達100萬平方米的楊官寨遺址是仰韶最繁榮時期的中心聚落遺址,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據項目負責人楊利平研究員介紹,2004年起就對該遺址開展了持續的考古發掘工作。遺址環壕外東部區域的大批史前墓葬成為國內首次發現并確認的廟底溝文化成人墓地。初步估計墓地總面積約8.5萬平方米,墓葬總數超2000余座,規模空前。在已清理的211座墓葬中,所有墓葬均為東西向的單人一次葬,墓葬形制可分洞室墓和豎穴土坑墓兩種且葬式均為仰身直肢,部分墓葬中還發現 割體葬儀和織物包裹的風俗。如此大規模有序并未見任何打破關系的大型廟底溝文化成人墓地的發現,不僅將偏洞室墓的出現年代提前了600多年,為該類墓葬的起源與傳播以及關中地區與中國西部地區的文化交流與影響提供了珍貴的考古材料,也為解決廟底溝時期聚落形態以及墓葬形制這一長期困擾考古學界的難題提供了豐富的線索。


      北城門遺址航拍圖


      北城門遺址清理的主要道路關系圖(西-東)
        
         時光追溯到2700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鄭韓兩國先后定都新鄭,縱橫通衢之便利成為了春秋時期中原政治、軍事、文化中心。從1923新鄭李家樓發現鄭公大墓以來,90多年間新鄭考古驚喜不斷,大量珍貴青銅器,車馬坑的重現一次次吸引著人們的關注,還原著千年前的輝煌盛景。近兩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開展了對故城北城門遺址和鄭國三號車馬坑的主動發掘。這是首次對鄭韓故城城門進行科學發掘,遺址內共清理出春秋戰國至明清時期帶車轍道路16條以及城壕、水渠、甕城城墻、城門、排水管道等遺跡。據介紹故城春秋時期北城門的結構為一陸門一水門,由此印證了史書上對鄭國“渠門”的記載,此外還發現了戰國時期帶有防御體系的曲尺形甕城城墻,這在中原地區東周時期王城遺址中也是首次發現。作為鄭公一號大墓的陪葬坑—鄭國三號車馬坑內“豪車”的出土更是引人關注,該坑坑底清理出至少124匹平鋪的馬骨并發現4輛拆車藏式的木車,其中1號車為飾有青銅和骨器構件彩席頂棚的大型安車,刷新了“鄭韓故城”內出土馬車的紀錄。




      櫟陽遺址三號古城三號建筑遺址(上北下南)
       
        櫟陽城是西安附近秦咸陽城、漢長安城外的第三座秦漢都城。秦獻公二年,秦國都城由雍城遷至櫟陽,秦末項羽三分關中,櫟陽曾作為塞王司馬欣的都城,漢高祖劉邦也曾一度以櫟陽為都城,直至東漢以后廢棄。作為如此重要的城址,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就對櫟陽城遺址進行了考古勘探與發掘,從而確定了櫟陽城遺址的南墻與西墻。那么,它的北墻和東墻又在哪兒呢?其城內布局和建筑形制又是怎樣的呢?為了解決這些疑問并制定櫟陽城遺址保護規劃考古隊于2013年重啟櫟陽考古。五年間,復探了八十年代勘探出的一號古城南墻與西墻并新發現局部北墻遺跡,遺憾的是仍未發現東墻,但幸運地是在尋找東墻的過程中意外的發現了二號古城,根據出土的五銖銅錢判斷二號古城上限不早于武帝元狩五年,廢棄時間不晚于漢末新莽時期。無獨有偶,在勘探二號古城西墻過程中發現了大面積的夯土建筑遺存,編號為“三號古城”。據介紹項目負責人劉瑞介紹,近兩年櫟陽考古工作主要圍繞三號古城開展,三號古城內發現并確定了多座大型宮殿建筑。出土了大量筒瓦、弧形板瓦、素面、動物紋、云紋瓦當等建筑材料,發現了半地下建筑、浴室、壁爐等設施,空心磚踏步、巨型筒瓦、瓦當等等遺物是迄今為止在秦考古發掘中的最早發現,且相當多的秦漢建筑制度均應始于櫟陽城。
       

      朱倉M722陵園遺址1號臺基全景(由南向北)


      朱倉M722陵園遺址祭祀坑牛骨(由西向東)
       
        東漢皇帝中有11位均葬于當時的國都洛陽,分布于邙山和洛南兩個陵區。長期以來,學界對東漢帝陵的意見也不一致。至今,對邙山陵墓群東漢帝陵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已進行了15年之久。目前,已經對七座帝陵進行考古勘探工作,并對朱倉M722、白草坡村東漢帝陵陵園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東漢帝陵封土平面為圓形,墓葬為長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為南向。東漢陵園遺址布局也逐漸明晰。東漢帝陵陵園采用內外陵園制度,內陵園是以帝后合葬墓為中心,周邊有周垣或道路環繞,四個方向有四個門。外陵園以大面積夯土建筑基址為主,集中分布在內陵園的東北側。文獻中記載“石殿”、“鐘虡”、“寢殿”、“園省”、“園寺吏舍”等陵園諸要素與考古發現初步對應。上述工作均為今后研究東漢時期陵寢制度的內涵與演變,以及進一步探討各陵陵主歸屬等問題,都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為今后洛陽東漢帝陵的保護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撐。
       
        橫掃雙獎 滿載而歸
       
        考古圈每年都有兩項評選活動,俗稱“六大”“十大”,對比年初公布的2017年六大中國考古新發現來看,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遺址、山東章丘焦家遺址和吉林安圖寶馬城遺址囊括雙獎、滿載而歸,那這三項遺址的魅力又何在呢?


      T0505剖面對應年代


      發現的灰堆 
       
        新疆的舊石器遺址什么樣?在此擇洞而居的古人類又以怎樣的方式生活著?此前這一切都還是未知數,直到新疆吉木乃縣通天洞遺址的發掘啟動,才逐漸給出了答案。該遺址是新疆境內發現的第一個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堆積較厚,首次發現了本地區舊石器—銅石并用—青銅—早期鐵器時代的連續地層剖面,對了解新疆地區四萬年來的古人演化、確立區域文化發展的編年框架具有重要意義。舊石器文化層中發現3個原位埋藏灰堆,經動物化石碳十四測定,堆積年代約為距今4.5萬年。遺址內出土石制品種類豐富,包括勒瓦婁哇石核、盤狀石核、勒瓦婁哇尖狀器與莫斯特尖狀器等典型的勒瓦婁哇-莫斯特文化石制品,這一發現為解決學術界爭論的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是否存在舊石器時代中期人類文化遺存,以及莫斯特技術的傳播路線提供了有力依據。除此之外,早期鐵器和青銅時代地層堆積經浮選后得到炭化小麥等植物遺存,碳十四測定其年代為距今5000年至3500年,通天洞遺址可能是新疆目前最早的銅石并用時代遺址,或許還存在一條小麥傳播的通道,至于小麥的馴化野生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的考古發現。
       

      南區大型墓葬分布圖


      大型墓葬M152


      大型墓葬M91隨葬玉器
       
        隨著山東章丘焦家遺址的發掘和大量文物的出土,更多五千年前魯北地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古人的生活片段正逐漸呈現。遺址內發現了極為豐富的大汶口文化遺存,包括1圈城墻和壕溝、215座墓葬、116座房址、1座陶窯等,以及各時期灰坑974處。發掘區的聚落功能表現出明顯不同,經歷了居住期—埋葬期—居住期三個大的發展階段。房址呈現出5000年前大汶口先民從半地穴式到地面式、從基槽式、柱坑套柱洞式單間到多間、東西聯排等“住房條件”改善和變化。此前大汶口文化房址發現偏少,此次焦家遺址發現的房址已經顯示出成排布局的基本特征,為大范圍內討論排房聚落布局和大汶口文化的影響和互動交流提供了重要資料;墓葬中葬具的使用率高達62.8%,墓葬等級分化明顯,少量大墓在大汶口文化時期存在毀墓現象。墓葬中出土隨葬品數量豐富,尤其是大量玉禮器和玉裝飾品的發現,說明該遺址可能是黃河流域一處極為重要的用玉中心,出土玉器墓葬比例和玉器在隨葬品中的占比遠超此前大汶口墓地的相關數據,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學者對大汶口文化不重視玉器的看法;除了上述重要發現外,夯土城墻跡象和墻體外側壕溝遺跡表明焦家遺址應是目前為止考古發現的海岱地區年代最早的城址,這對認識大汶口核心聚落形態提供了新的資料、為認識龍山時代諸城林立的局面找到了本地源頭。

       
      JZ1、回廊西南轉角、與亭式建筑JZ6(上北下南)


      JZ1鴟吻一側龍紋
       
        曾落選2015年十大考古發現抱憾而歸的吉林安圖寶馬城遺址真的回來了,并憑借2年繼續發掘所取得的出色成績橫掃雙獎。作為難得的金代考古材料,寶馬城遺址雖然規模不大但填補了廣義上金代城市類型的空白,該遺址并非典型意義的城址,而是一個回字形院落遺址,院落中共有三個建筑基址,其中JZ2、JZ3號是核心建筑。考古人員自北向南對寶馬城遺址內的三座建筑址進行揭露,三座建筑址排列嚴整有序,具有明顯的金代高等級建筑特征,包括瓦當、滴水、鴟吻、獸頭等在內的陶制建筑構件紋樣精美。刻有“金”“癸丑”等字樣的玉冊殘片,為該城性質的確認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佐證。寶馬城遺址是近年來發掘的保存狀況最好、揭露面積最大、最為重要的金代建筑遺址之一,是中原地區以外首次通過考古發掘揭露的國家山祭遺存,不僅是金代歷史與考古的重要發現,也是邊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
       
        顛覆學術觀念  再現江湖傳說
       
        雖然田野工作略顯枯燥,但考古卻是一件極具探索性的事業,因為你永遠不知道黃土下埋葬的是什么,未知下一步發現會揭開怎樣的謎團。顛覆史學界“周人文化未過隴山”的姚河塬西周遺址、素有“仙靈都會”和“百神受職之所”美譽的龍虎山大上清宮以及流傳于民間明末張獻忠沉銀的傳說,這三項2017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中有的顛覆學術觀念、有的再現江湖傳說,是考古人用手鏟按下了歷史的“刷新”鍵。


      車馬坑(馬匹壓在車輛的下面)


      刀把形墓葬埋馬12匹
       
        “高規格的墓葬跟中原文化相像,更有自己的特點,姚河塬西周遺址的發現為研究3000年以前的西周早期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李伯謙先生曾這樣評價。姚河塬西周遺址目前已發現有墓葬、馬坑、車馬坑、祭祀遺坑、鑄銅作坊、制陶作坊、池渠系統、路網、壕溝等遺跡。墓葬區中發現甲字形大墓2座、豎穴土坑中型墓6座、小型墓5座、馬坑5座、車馬坑1座、祭祀坑2處。出土有鼎、觶、泡等青銅器及柄形器、魚、蟬、螳螂等玉器。目前發現的5座馬坑均為豎穴土坑,埋馬分兩層或多層,上層馬骨散亂,下層埋馬完整,其中較為特殊的是刀把形馬坑,葬12匹馬,吻部均朝向北,刀把處為墓葬。“上羊中牛下人”的3層祭祀坑目前清理1處,呈直筒井狀,深8.5米,最底部為一頭部著地倒立狀的人,人上為兩個個體牛骨,再上有一完整蜷曲的綿羊,蹄骨有綁縛跡象。值得一提的是灰坑及墓葬出土卜骨和卜甲計7塊,共計完整刻辭35字,是迄今最西北的甲骨文發現地。此前史學界認為,西周文化的傳播范圍在周人活動的區域內,向北沒有越過隴山,此次發現則顛覆了這一說法。上述發現進一步顯示了姚河塬遺址等級和地位的特殊,屬于某一西周封國的都邑遺址,是目前西北地區發現的唯一一處西周城址,姚河塬西周遺址對研究西周王朝建立后對西部邊緣地區控制管理模式,認識商周時期的西北邊陲文化面貌和社會變遷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大上清宮遺址總平面圖


      龍虎門
        
        經過考古發掘工作后,“道教祖庭”龍虎山大上清宮遺址得以重見天日。目前,已揭露出大上清宮核心區域上清宮中軸線以東的范圍5000平方米,建筑基址有龍虎門、玉皇殿、后土殿、三清閣、三官殿、五岳殿、天皇殿、文昌殿、明清碑亭、東廂房等遵照中軸線對稱布局原則,周邊環繞磚砌院墻。通過與文獻記載的相互考證,推斷主體殿宇基址的建筑年代為明代。在上清宮院墻東側又揭露出兩處清代基址——崇元院、提點司以及其他遺存——排水溝、取水槽等,并發現宋、元時期遺跡包括磚砌地面、灰坑等。龍虎山大上清宮遺址是我國迄今為止發掘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揭露地層關系最清晰、出土遺跡最豐富的具有皇家宮觀特征的道教正一派祖庭遺址,是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


      發掘區場景


      西王賞功金幣


      明冊封吉王金冊
       
        “石牛對石鼓,銀子萬萬五。誰人能識破,買盡成都府。”誰曾想到流傳于成都民間的幾句民謠最終會被考古發現所證實。相傳,張獻忠順岷江南下轉移財物,遭明朝參將楊展伏擊,戰敗船沉后大量財物沉于江底。發掘出水文物包括屬于張獻忠大西政權的金封冊,“西王賞功”金幣、銀幣和“大順通寶”銅幣,銘刻“大西”國號和年號的銀錠等。此外還有屬于明代藩王府的金銀封冊、金銀印章以及戒指、耳環、發簪等各類金銀首飾,鐵刀、鐵劍、鐵矛和鐵箭鏃等兵器。從時代上看,從明代中期延續至明代晚期;從地域上看,這些文物的來源北至河南,南至兩廣,西到四川,東到江西,涵蓋了明代的大半個中國。圍堰排水進行水下考古的工作方法,也開創性地為今后灘涂考古、淺水埋藏遺址的發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借鑒經驗。在專業性較強的考古工作中公開招募志愿者且全程參與考古發掘,真正做到了讓公眾了解考古、走進考古和享受考古。

        如果說十大評選是考古人的一次聚會,帷幕落下后,他們或許又將坐上開往工地的列車、奔赴田野,投入到尋找過去未知真相的工作中。入選者載譽而歸,遺憾未入選者也應得到掌聲,每個發現都不是碰上,感謝所有考古人在2017年的辛勤付出。十大,我們明年見! 
       
      (圖片由中國文物報社提供)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考古網
      分享到:
      版權所有: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地址:北京王府井大街27號(100710) E-mail:kaogu@cass.org.cn
      備案號:京ICP備05027606

      您是第
      AmazingCounters.com
      位訪問者

       
      現場傳真

      星月不問趕路者,光陰不負有心人—解讀“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

      發布時間: 2018-04-11

        2017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的評選活動已于昨日落下帷幕。從史前先民內陸和沿海的平凡生活到都城與帝陵的復原重現,從山祭遺存到“道教祖庭”,它們有的顛覆傳統觀念 ,有的再現江湖傳說,勾畫出中華文化的輪廓,訴說著歷史長河中的故事。這些考古項目為何能經層層篩選后成為2017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下面就來看看它們的的精彩何在吧。


      會議現場
       
        并不“新”的考古“新發現”
       
        名單上一長串的遺址名稱對于大眾來說可能非常陌生,但對于考古工作者來說卻都是再熟悉不過了。誠如國家文物局宋新潮副局長在終評會開幕式上所言,考古發現雖有偶然性,但是各項新發現絕非巧合,而是考古工作者幾年甚至幾十年間辛勤奮斗得來的,在多年堅持不懈努力下所取得的考古收獲更是對功夫不負有心人的嘉獎。上榜2017年十大新發現的項目中諸如陜西高陵楊官寨遺址、陜西西安秦漢櫟陽城遺址、河南新鄭鄭韓故城遺址以及河南洛陽東漢帝陵考古調查與發掘均為延續數年的考古項目,有的發掘工作更是持續了十余年之久。


      楊官寨遺址廟底溝文化墓地發掘區航拍


      偏洞室墓M283
       
        “做大型遺址考古工作時要有長期的堅持才會有重大的收獲,聚落布局逐步清晰的楊官寨遺址就是一個范例。”總面積達100萬平方米的楊官寨遺址是仰韶最繁榮時期的中心聚落遺址,其重要性毋庸置疑。據項目負責人楊利平研究員介紹,2004年起就對該遺址開展了持續的考古發掘工作。遺址環壕外東部區域的大批史前墓葬成為國內首次發現并確認的廟底溝文化成人墓地。初步估計墓地總面積約8.5萬平方米,墓葬總數超2000余座,規模空前。在已清理的211座墓葬中,所有墓葬均為東西向的單人一次葬,墓葬形制可分洞室墓和豎穴土坑墓兩種且葬式均為仰身直肢,部分墓葬中還發現 割體葬儀和織物包裹的風俗。如此大規模有序并未見任何打破關系的大型廟底溝文化成人墓地的發現,不僅將偏洞室墓的出現年代提前了600多年,為該類墓葬的起源與傳播以及關中地區與中國西部地區的文化交流與影響提供了珍貴的考古材料,也為解決廟底溝時期聚落形態以及墓葬形制這一長期困擾考古學界的難題提供了豐富的線索。


      北城門遺址航拍圖


      北城門遺址清理的主要道路關系圖(西-東)
        
         時光追溯到2700年前的春秋戰國時期,鄭韓兩國先后定都新鄭,縱橫通衢之便利成為了春秋時期中原政治、軍事、文化中心。從1923新鄭李家樓發現鄭公大墓以來,90多年間新鄭考古驚喜不斷,大量珍貴青銅器,車馬坑的重現一次次吸引著人們的關注,還原著千年前的輝煌盛景。近兩年,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院開展了對故城北城門遺址和鄭國三號車馬坑的主動發掘。這是首次對鄭韓故城城門進行科學發掘,遺址內共清理出春秋戰國至明清時期帶車轍道路16條以及城壕、水渠、甕城城墻、城門、排水管道等遺跡。據介紹故城春秋時期北城門的結構為一陸門一水門,由此印證了史書上對鄭國“渠門”的記載,此外還發現了戰國時期帶有防御體系的曲尺形甕城城墻,這在中原地區東周時期王城遺址中也是首次發現。作為鄭公一號大墓的陪葬坑—鄭國三號車馬坑內“豪車”的出土更是引人關注,該坑坑底清理出至少124匹平鋪的馬骨并發現4輛拆車藏式的木車,其中1號車為飾有青銅和骨器構件彩席頂棚的大型安車,刷新了“鄭韓故城”內出土馬車的紀錄。




      櫟陽遺址三號古城三號建筑遺址(上北下南)
       
        櫟陽城是西安附近秦咸陽城、漢長安城外的第三座秦漢都城。秦獻公二年,秦國都城由雍城遷至櫟陽,秦末項羽三分關中,櫟陽曾作為塞王司馬欣的都城,漢高祖劉邦也曾一度以櫟陽為都城,直至東漢以后廢棄。作為如此重要的城址,早在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就對櫟陽城遺址進行了考古勘探與發掘,從而確定了櫟陽城遺址的南墻與西墻。那么,它的北墻和東墻又在哪兒呢?其城內布局和建筑形制又是怎樣的呢?為了解決這些疑問并制定櫟陽城遺址保護規劃考古隊于2013年重啟櫟陽考古。五年間,復探了八十年代勘探出的一號古城南墻與西墻并新發現局部北墻遺跡,遺憾的是仍未發現東墻,但幸運地是在尋找東墻的過程中意外的發現了二號古城,根據出土的五銖銅錢判斷二號古城上限不早于武帝元狩五年,廢棄時間不晚于漢末新莽時期。無獨有偶,在勘探二號古城西墻過程中發現了大面積的夯土建筑遺存,編號為“三號古城”。據介紹項目負責人劉瑞介紹,近兩年櫟陽考古工作主要圍繞三號古城開展,三號古城內發現并確定了多座大型宮殿建筑。出土了大量筒瓦、弧形板瓦、素面、動物紋、云紋瓦當等建筑材料,發現了半地下建筑、浴室、壁爐等設施,空心磚踏步、巨型筒瓦、瓦當等等遺物是迄今為止在秦考古發掘中的最早發現,且相當多的秦漢建筑制度均應始于櫟陽城。
       

      朱倉M722陵園遺址1號臺基全景(由南向北)


      朱倉M722陵園遺址祭祀坑牛骨(由西向東)
       
        東漢皇帝中有11位均葬于當時的國都洛陽,分布于邙山和洛南兩個陵區。長期以來,學界對東漢帝陵的意見也不一致。至今,對邙山陵墓群東漢帝陵的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已進行了15年之久。目前,已經對七座帝陵進行考古勘探工作,并對朱倉M722、白草坡村東漢帝陵陵園遺址進行了考古發掘,東漢帝陵封土平面為圓形,墓葬為長斜坡墓道“甲”字形明券墓,墓道為南向。東漢陵園遺址布局也逐漸明晰。東漢帝陵陵園采用內外陵園制度,內陵園是以帝后合葬墓為中心,周邊有周垣或道路環繞,四個方向有四個門。外陵園以大面積夯土建筑基址為主,集中分布在內陵園的東北側。文獻中記載“石殿”、“鐘虡”、“寢殿”、“園省”、“園寺吏舍”等陵園諸要素與考古發現初步對應。上述工作均為今后研究東漢時期陵寢制度的內涵與演變,以及進一步探討各陵陵主歸屬等問題,都提供了重要的參考資料,為今后洛陽東漢帝陵的保護工作提供了重要支撐。
       
        橫掃雙獎 滿載而歸
       
        考古圈每年都有兩項評選活動,俗稱“六大”“十大”,對比年初公布的2017年六大中國考古新發現來看,新疆吉木乃通天洞遺址、山東章丘焦家遺址和吉林安圖寶馬城遺址囊括雙獎、滿載而歸,那這三項遺址的魅力又何在呢?


      T0505剖面對應年代


      發現的灰堆 
       
        新疆的舊石器遺址什么樣?在此擇洞而居的古人類又以怎樣的方式生活著?此前這一切都還是未知數,直到新疆吉木乃縣通天洞遺址的發掘啟動,才逐漸給出了答案。該遺址是新疆境內發現的第一個舊石器時代洞穴遺址,堆積較厚,首次發現了本地區舊石器—銅石并用—青銅—早期鐵器時代的連續地層剖面,對了解新疆地區四萬年來的古人演化、確立區域文化發展的編年框架具有重要意義。舊石器文化層中發現3個原位埋藏灰堆,經動物化石碳十四測定,堆積年代約為距今4.5萬年。遺址內出土石制品種類豐富,包括勒瓦婁哇石核、盤狀石核、勒瓦婁哇尖狀器與莫斯特尖狀器等典型的勒瓦婁哇-莫斯特文化石制品,這一發現為解決學術界爭論的中國乃至東亞地區是否存在舊石器時代中期人類文化遺存,以及莫斯特技術的傳播路線提供了有力依據。除此之外,早期鐵器和青銅時代地層堆積經浮選后得到炭化小麥等植物遺存,碳十四測定其年代為距今5000年至3500年,通天洞遺址可能是新疆目前最早的銅石并用時代遺址,或許還存在一條小麥傳播的通道,至于小麥的馴化野生問題,還有待于進一步的考古發現。
       

      南區大型墓葬分布圖


      大型墓葬M152


      大型墓葬M91隨葬玉器
       
        隨著山東章丘焦家遺址的發掘和大量文物的出土,更多五千年前魯北地區大汶口文化中晚期古人的生活片段正逐漸呈現。遺址內發現了極為豐富的大汶口文化遺存,包括1圈城墻和壕溝、215座墓葬、116座房址、1座陶窯等,以及各時期灰坑974處。發掘區的聚落功能表現出明顯不同,經歷了居住期—埋葬期—居住期三個大的發展階段。房址呈現出5000年前大汶口先民從半地穴式到地面式、從基槽式、柱坑套柱洞式單間到多間、東西聯排等“住房條件”改善和變化。此前大汶口文化房址發現偏少,此次焦家遺址發現的房址已經顯示出成排布局的基本特征,為大范圍內討論排房聚落布局和大汶口文化的影響和互動交流提供了重要資料;墓葬中葬具的使用率高達62.8%,墓葬等級分化明顯,少量大墓在大汶口文化時期存在毀墓現象。墓葬中出土隨葬品數量豐富,尤其是大量玉禮器和玉裝飾品的發現,說明該遺址可能是黃河流域一處極為重要的用玉中心,出土玉器墓葬比例和玉器在隨葬品中的占比遠超此前大汶口墓地的相關數據,很大程度上改變了學者對大汶口文化不重視玉器的看法;除了上述重要發現外,夯土城墻跡象和墻體外側壕溝遺跡表明焦家遺址應是目前為止考古發現的海岱地區年代最早的城址,這對認識大汶口核心聚落形態提供了新的資料、為認識龍山時代諸城林立的局面找到了本地源頭。

       
      JZ1、回廊西南轉角、與亭式建筑JZ6(上北下南)


      JZ1鴟吻一側龍紋
       
        曾落選2015年十大考古發現抱憾而歸的吉林安圖寶馬城遺址真的回來了,并憑借2年繼續發掘所取得的出色成績橫掃雙獎。作為難得的金代考古材料,寶馬城遺址雖然規模不大但填補了廣義上金代城市類型的空白,該遺址并非典型意義的城址,而是一個回字形院落遺址,院落中共有三個建筑基址,其中JZ2、JZ3號是核心建筑。考古人員自北向南對寶馬城遺址內的三座建筑址進行揭露,三座建筑址排列嚴整有序,具有明顯的金代高等級建筑特征,包括瓦當、滴水、鴟吻、獸頭等在內的陶制建筑構件紋樣精美。刻有“金”“癸丑”等字樣的玉冊殘片,為該城性質的確認提供了重要的文字佐證。寶馬城遺址是近年來發掘的保存狀況最好、揭露面積最大、最為重要的金代建筑遺址之一,是中原地區以外首次通過考古發掘揭露的國家山祭遺存,不僅是金代歷史與考古的重要發現,也是邊疆考古和北方民族考古的重大突破。
       
        顛覆學術觀念  再現江湖傳說
       
        雖然田野工作略顯枯燥,但考古卻是一件極具探索性的事業,因為你永遠不知道黃土下埋葬的是什么,未知下一步發現會揭開怎樣的謎團。顛覆史學界“周人文化未過隴山”的姚河塬西周遺址、素有“仙靈都會”和“百神受職之所”美譽的龍虎山大上清宮以及流傳于民間明末張獻忠沉銀的傳說,這三項2017年度十大考古新發現中有的顛覆學術觀念、有的再現江湖傳說,是考古人用手鏟按下了歷史的“刷新”鍵。


      車馬坑(馬匹壓在車輛的下面)


      刀把形墓葬埋馬12匹
       
        “高規格的墓葬跟中原文化相像,更有自己的特點,姚河塬西周遺址的發現為研究3000年以前的西周早期歷史提供了豐富的實物資料。”李伯謙先生曾這樣評價。姚河塬西周遺址目前已發現有墓葬、馬坑、車馬坑、祭祀遺坑、鑄銅作坊、制陶作坊、池渠系統、路網、壕溝等遺跡。墓葬區中發現甲字形大墓2座、豎穴土坑中型墓6座、小型墓5座、馬坑5座、車馬坑1座、祭祀坑2處。出土有鼎、觶、泡等青銅器及柄形器、魚、蟬、螳螂等玉器。目前發現的5座馬坑均為豎穴土坑,埋馬分兩層或多層,上層馬骨散亂,下層埋馬完整,其中較為特殊的是刀把形馬坑,葬12匹馬,吻部均朝向北,刀把處為墓葬。“上羊中牛下人”的3層祭祀坑目前清理1處,呈直筒井狀,深8.5米,最底部為一頭部著地倒立狀的人,人上為兩個個體牛骨,再上有一完整蜷曲的綿羊,蹄骨有綁縛跡象。值得一提的是灰坑及墓葬出土卜骨和卜甲計7塊,共計完整刻辭35字,是迄今最西北的甲骨文發現地。此前史學界認為,西周文化的傳播范圍在周人活動的區域內,向北沒有越過隴山,此次發現則顛覆了這一說法。上述發現進一步顯示了姚河塬遺址等級和地位的特殊,屬于某一西周封國的都邑遺址,是目前西北地區發現的唯一一處西周城址,姚河塬西周遺址對研究西周王朝建立后對西部邊緣地區控制管理模式,認識商周時期的西北邊陲文化面貌和社會變遷具有非常重要的價值。


      大上清宮遺址總平面圖


      龍虎門
        
        經過考古發掘工作后,“道教祖庭”龍虎山大上清宮遺址得以重見天日。目前,已揭露出大上清宮核心區域上清宮中軸線以東的范圍5000平方米,建筑基址有龍虎門、玉皇殿、后土殿、三清閣、三官殿、五岳殿、天皇殿、文昌殿、明清碑亭、東廂房等遵照中軸線對稱布局原則,周邊環繞磚砌院墻。通過與文獻記載的相互考證,推斷主體殿宇基址的建筑年代為明代。在上清宮院墻東側又揭露出兩處清代基址——崇元院、提點司以及其他遺存——排水溝、取水槽等,并發現宋、元時期遺跡包括磚砌地面、灰坑等。龍虎山大上清宮遺址是我國迄今為止發掘的規模最大、等級最高、揭露地層關系最清晰、出土遺跡最豐富的具有皇家宮觀特征的道教正一派祖庭遺址,是宗教考古的一次重大突破。


      發掘區場景


      西王賞功金幣


      明冊封吉王金冊
       
        “石牛對石鼓,銀子萬萬五。誰人能識破,買盡成都府。”誰曾想到流傳于成都民間的幾句民謠最終會被考古發現所證實。相傳,張獻忠順岷江南下轉移財物,遭明朝參將楊展伏擊,戰敗船沉后大量財物沉于江底。發掘出水文物包括屬于張獻忠大西政權的金封冊,“西王賞功”金幣、銀幣和“大順通寶”銅幣,銘刻“大西”國號和年號的銀錠等。此外還有屬于明代藩王府的金銀封冊、金銀印章以及戒指、耳環、發簪等各類金銀首飾,鐵刀、鐵劍、鐵矛和鐵箭鏃等兵器。從時代上看,從明代中期延續至明代晚期;從地域上看,這些文物的來源北至河南,南至兩廣,西到四川,東到江西,涵蓋了明代的大半個中國。圍堰排水進行水下考古的工作方法,也開創性地為今后灘涂考古、淺水埋藏遺址的發掘提供了工作范式和借鑒經驗。在專業性較強的考古工作中公開招募志愿者且全程參與考古發掘,真正做到了讓公眾了解考古、走進考古和享受考古。

        如果說十大評選是考古人的一次聚會,帷幕落下后,他們或許又將坐上開往工地的列車、奔赴田野,投入到尋找過去未知真相的工作中。入選者載譽而歸,遺憾未入選者也應得到掌聲,每個發現都不是碰上,感謝所有考古人在2017年的辛勤付出。十大,我們明年見! 
       
      (圖片由中國文物報社提供)


      作者:張小筑

      文章出處:中國考古網

      久免免费视频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