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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風采
        用足跡丈量出世界考古藍圖——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
        發布時間:2017-03-17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楊陽    點擊率:
          “到國外考古,是幾代中國考古人的夢。”3月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考古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成立,由考古研究所負責中心的組織和管理。在中心成立大會上,除了來自全國各地、富有海外發掘經驗的中年骨干,還有滿頭銀發的八旬老專家,以及海外學成歸來、即將遠赴埃及發掘的青年學子,大家濟濟一堂,說得最多的就是這句話。

          對于中國考古人來說,成立中心無疑是圓夢的第一步,同時也向國際學術界傳達出一個信號——中國考古正在以強勁穩健的步伐,走向世界考古的舞臺中央。近日,該中心主任王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講述了中國考古的圓夢之路。我們欣喜地發現,一張由中國人繪制的世界考古藍圖已然鋪展開來。


        科潘遺址北側中部建筑臺基上發現的墨西哥紀年和交叉火炬雕刻(復原) 李新偉 供圖

          擔當:考古學家要有國際視野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走出去”成為考古學界的“熱詞”,此次成立中心,是一件眾望所歸的大事。請您談一談中心的創辦初衷及其學術宗旨。

          王巍:中心的成立,可謂恰逢其時,既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亦是學科發展的需要。中心旨在促進世界文明核心地區和“一帶一路”關鍵節點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的開展,促進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全面深入開展,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新世界文明觀”和“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強有力的學術支撐。同時提升中國學者在世界文明研究中的話語權,樹立文化大國形象。

          我們希望借助這一平臺,進一步整合全國的考古力量,發揮協同作用,通過扎實全面的基礎工作,積極有效地提高中國考古的國際影響力。同時加強頂層設計,總體布局、精心籌劃、周密安排,這也是我們建立中心的初衷,以此改變目前各自為戰的局面,形成合力,打好“組合拳”。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外考古合作的現狀如何?有哪些成果?

          王巍:改革開放后至2015年,在我國境內共有70多項中外合作發掘與研究項目獲準立項、實施。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家不斷拓展視野,從2004年、2005年開始陸續到俄羅斯、蒙古國、越南等周邊國家進行考古發掘。2012年,考古研究所在絲綢之路沿線的重要區域烏茲別克斯坦的費爾干納盆地開展了發掘工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自2015年夏季開始,考古研究所與洪都拉斯歷史學人類學研究所及哈佛大學合作,在中美洲洪都拉斯瑪雅文明的都邑——科潘遺址開展了大規模考古工作。這項發掘是中國考古機構首次在遠離中國的地區對世界其他主要的古代文明遺存進行的考古發掘,顯示了中國考古“走出去”的決心和實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考古能夠“走出去”非一朝一夕之功,請問在這一過程中,經歷了哪幾個階段?

          王巍:大致有三個階段。改革開放后,中國考古學界結束了原有的“閉門做學問”的局面,開始有意識地與國際考古界交流互動,首先就是“請進來”——將國外的考古學者請進國門。通過合作,我們了解到了國際考古學界的發展水平,學習到了新的理論、方法和手段,也逐步縮短了我們同國際學術界的差距。

          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到2010年,是“請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時期,我們開始鼓勵和派遣更多的學者到國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如2000年前后,考古研究所派遣十位年輕的考古學者參加國外的發掘,雖然是短期的,但開拓了年輕人的視野,加強了中外合作,收到了良好效果。

          2010年以來,中國考古學界致力于“走出去”。隨著我們自身的進步,隨著新技術手段的掌握、應用及熟練,我們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國實際的考古學研究方法。目前,具有在國外留學、研修經歷的學子越來越多,各單位對“走出去”重大意義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晰。由此,我們逐漸具備了全面“走出去”的基礎,迎來了走向世界的好時機。

          使命:不能辜負這個時代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時代面前,機遇與挑戰總是并存的。那么中國考古該如何抓住機遇,迎接挑戰?

          王巍: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以及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寶貴的機遇,也為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化送來了東風。當前,全國各文博單位認真貫徹“走出去”戰略,積極主動地奔赴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開展包括考古調查、發掘、文化遺產保護等多種形式的合作,赴外考古形成熱潮。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化進入了一個新的快速發展時期。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雖然現有的赴外考古項目越來越多,但跟我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實力、文明古國和文化大國的國際地位還是很不相稱的。比如,埃及考古一直為世人矚目,但遺憾的是,目前在埃及境內的調查發掘約有206項,卻沒有一項是有中國參與的。合作的國家中,像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等都榜上有名。這種局面使我們迫切地感到,“走出去”勢在必行,我們一定要盡早登上這個國際舞臺。

          《中國社會科學報》:接下來,考古研究所將有哪些赴外發掘的新項目?

          王巍:今年下半年,考古研究所將赴埃及和印度對埃及文明和印度哈拉巴文明的重要遺址開展考古發掘,以及進行“中華文明和其他古老文明的比較研究”的項目獲準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重大課題立項。目前,赴埃及的發掘地點已經選定,是位于南部城市盧克索的卡爾納克神廟區的孟圖神廟遺址。為此,考古研究所于去年秋冬季連續舉辦了13場埃及考古系列講座,通過聘請從事埃及考古的國際權威專家,為即將開展的赴埃及考古進行知識儲備。

          《中國社會科學報》:選擇赴埃及和印度發掘,主要是出于哪方面的考慮?研究的側重點有哪些?

          王巍:同中華文明一樣,埃及文明和印度哈拉巴文明也對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起到過重要作用,影響深遠。研究中華文明,解答研究中的各種疑問,就需要有比較,有比較才有鑒別,那么埃及和印度無疑是非常好的參照系。同時,中國的考古學家不但要將釋讀中華文明、講好中國故事為己任,還要對解答世界文明研究中的難題貢獻我們的智慧。

          我們對早期佛教的研究比較感興趣。早期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幾乎被印度教取代了,可以說佛教誕生在印度,發達在中國。關于早期佛教的記載,現在基本上都是在中文文獻中,印度反而已經不了解了。因此,我們希望通過與印度展開佛教考古合作,將中文文獻的記載與佛教誕生地的古跡相互印證。

          責任:“走出去”就是代表中國

          《中國社會科學報》:“走出去”意味著要有人才儲備,在人才培養方面,請問有哪些可操作的方法?

          王巍:我們現在痛感人才隊伍的匱乏,因此當務之急,既要加快培養中方的學者盡早走出去學習,也要吸納在西方學習和從事相關國度考古的學者,讓他們加入到我們的隊伍中來。這種模式在接下來的埃及和印度的項目中就準備嘗試一下。

          同時,高校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設置外國考古課程,聘請這方面的授課教師,像北京大學、吉林大學等高校,都有引進外國考古教師的成功經驗,借此讓更多的年輕人對外國考古感興趣,做好人才的儲備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中心未來的工作中,首先著手做的有哪些?

          王巍: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可以先從容易上手的開始,如先翻譯一些中外考古的著作,在資料上做準備。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在對外合作中,我們不要放棄自己的優勢,地層學、類型學是我們田野考古的法寶,要讓它們更加完善進而擴大影響;而像科技考古手段、文物修復保護技術,也都是我們的優勢。我們要做的就是發揮優勢,盡快補齊短板,并且通過各種努力,爭取研究經費的可持續保障。

          《中國社會科學報》:可以預見,“走出去”與國外考古學者聯合發掘,今后將成為一種常態。就目前的狀況來看,還存在哪些問題?您有哪些建議?

          王巍:在看到可喜變化的同時,也應當看到,我國迄今的考古“走出去”依然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說,赴外考古計劃往往是各個單位乃至負責具體實施的學者個人制定,缺乏從國家層面的統籌規劃和組織。此外,發掘所需經費多是學者通過各種途徑自己籌集的,缺乏國家層面穩定的經費支持,導致有些項目淺嘗輒止,因后續經費不到位而不得不中止發掘工作,影響了學術研究的進展,甚至產生了負面效應。

          因此,中國考古需要更多的頂層設計:在國家文物局的管理下,由國家級考古研究機構領銜成立赴外考古學術咨詢委員會,負責審查各單位申報的赴外考古發掘計劃,并對赴外考古發掘的隊伍組成、技術路線和工作計劃提出意見和建議,年底聽取各隊的工作匯報。同時,國家設立赴外考古專項經費,對經過學術咨詢委員會嚴格審核通過的赴外考古項目予以穩定的經費支持。此外,加大對這些涉外考古項目在我國和工作所在國的宣傳,以促進兩國的友好關系,提升我國的國際影響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考古“走出去”的每一步,都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對此,您對赴外發掘的中國學者有哪些要求和希望?

          王巍:我們在國外的每一個項目,都是代表中國。因此要做好充分準備,加強計劃性,設立近期、中期、長期目標,做一個就要扎扎實實地做好,絕不能蜻蜓點水。像柬埔寨的吳哥古跡、烏茲別克斯坦的明鐵佩遺址、洪都拉斯的科潘遺址等,都是中國考古“走出去”的范例。

          國內的同行們要吸收和借鑒成功經驗,使中國考古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使中國從考古的發掘大國轉向研究大國、從考古大國轉向考古強國,為世界考古學的發展、為人類社會的發展,作出中國考古學者獨有的貢獻。

          (原文刊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3月17日第4版)

        責編:韓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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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用足跡丈量出世界考古藍圖——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王巍

        發布時間: 2017-03-17

          “到國外考古,是幾代中國考古人的夢。”3月2日,中國社會科學院外國考古研究中心(以下簡稱“中心”)成立,由考古研究所負責中心的組織和管理。在中心成立大會上,除了來自全國各地、富有海外發掘經驗的中年骨干,還有滿頭銀發的八旬老專家,以及海外學成歸來、即將遠赴埃及發掘的青年學子,大家濟濟一堂,說得最多的就是這句話。

          對于中國考古人來說,成立中心無疑是圓夢的第一步,同時也向國際學術界傳達出一個信號——中國考古正在以強勁穩健的步伐,走向世界考古的舞臺中央。近日,該中心主任王巍接受本報記者采訪,講述了中國考古的圓夢之路。我們欣喜地發現,一張由中國人繪制的世界考古藍圖已然鋪展開來。


        科潘遺址北側中部建筑臺基上發現的墨西哥紀年和交叉火炬雕刻(復原) 李新偉 供圖

          擔當:考古學家要有國際視野

          《中國社會科學報》:近年來,“走出去”成為考古學界的“熱詞”,此次成立中心,是一件眾望所歸的大事。請您談一談中心的創辦初衷及其學術宗旨。

          王巍:中心的成立,可謂恰逢其時,既是國家發展戰略的需要,亦是學科發展的需要。中心旨在促進世界文明核心地區和“一帶一路”關鍵節點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的開展,促進世界古代文明研究的全面深入開展,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理念、“新世界文明觀”和“一帶一路”建設提供強有力的學術支撐。同時提升中國學者在世界文明研究中的話語權,樹立文化大國形象。

          我們希望借助這一平臺,進一步整合全國的考古力量,發揮協同作用,通過扎實全面的基礎工作,積極有效地提高中國考古的國際影響力。同時加強頂層設計,總體布局、精心籌劃、周密安排,這也是我們建立中心的初衷,以此改變目前各自為戰的局面,形成合力,打好“組合拳”。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外考古合作的現狀如何?有哪些成果?

          王巍:改革開放后至2015年,在我國境內共有70多項中外合作發掘與研究項目獲準立項、實施。進入新世紀以來,中國考古學家不斷拓展視野,從2004年、2005年開始陸續到俄羅斯、蒙古國、越南等周邊國家進行考古發掘。2012年,考古研究所在絲綢之路沿線的重要區域烏茲別克斯坦的費爾干納盆地開展了發掘工作。

          特別值得一提的是,自2015年夏季開始,考古研究所與洪都拉斯歷史學人類學研究所及哈佛大學合作,在中美洲洪都拉斯瑪雅文明的都邑——科潘遺址開展了大規模考古工作。這項發掘是中國考古機構首次在遠離中國的地區對世界其他主要的古代文明遺存進行的考古發掘,顯示了中國考古“走出去”的決心和實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考古能夠“走出去”非一朝一夕之功,請問在這一過程中,經歷了哪幾個階段?

          王巍:大致有三個階段。改革開放后,中國考古學界結束了原有的“閉門做學問”的局面,開始有意識地與國際考古界交流互動,首先就是“請進來”——將國外的考古學者請進國門。通過合作,我們了解到了國際考古學界的發展水平,學習到了新的理論、方法和手段,也逐步縮短了我們同國際學術界的差距。

          從20世紀90年代后期到2010年,是“請進來”和“走出去”并重時期,我們開始鼓勵和派遣更多的學者到國外參加國際學術會議。如2000年前后,考古研究所派遣十位年輕的考古學者參加國外的發掘,雖然是短期的,但開拓了年輕人的視野,加強了中外合作,收到了良好效果。

          2010年以來,中國考古學界致力于“走出去”。隨著我們自身的進步,隨著新技術手段的掌握、應用及熟練,我們摸索出了一套符合中國實際的考古學研究方法。目前,具有在國外留學、研修經歷的學子越來越多,各單位對“走出去”重大意義的認識也越來越清晰。由此,我們逐漸具備了全面“走出去”的基礎,迎來了走向世界的好時機。

          使命:不能辜負這個時代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時代面前,機遇與挑戰總是并存的。那么中國考古該如何抓住機遇,迎接挑戰?

          王巍:國家“一帶一路”倡議的提出,以及2016年習近平總書記在哲學社會科學工作座談會上的講話,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指明了方向,提供了寶貴的機遇,也為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化送來了東風。當前,全國各文博單位認真貫徹“走出去”戰略,積極主動地奔赴絲綢之路沿線國家開展包括考古調查、發掘、文化遺產保護等多種形式的合作,赴外考古形成熱潮。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化進入了一個新的快速發展時期。

          同時,我們也要看到,雖然現有的赴外考古項目越來越多,但跟我國的世界第二大經濟體的實力、文明古國和文化大國的國際地位還是很不相稱的。比如,埃及考古一直為世人矚目,但遺憾的是,目前在埃及境內的調查發掘約有206項,卻沒有一項是有中國參與的。合作的國家中,像波蘭、捷克斯洛伐克、阿根廷等都榜上有名。這種局面使我們迫切地感到,“走出去”勢在必行,我們一定要盡早登上這個國際舞臺。

          《中國社會科學報》:接下來,考古研究所將有哪些赴外發掘的新項目?

          王巍:今年下半年,考古研究所將赴埃及和印度對埃及文明和印度哈拉巴文明的重要遺址開展考古發掘,以及進行“中華文明和其他古老文明的比較研究”的項目獲準作為中國社會科學院創新工程重大課題立項。目前,赴埃及的發掘地點已經選定,是位于南部城市盧克索的卡爾納克神廟區的孟圖神廟遺址。為此,考古研究所于去年秋冬季連續舉辦了13場埃及考古系列講座,通過聘請從事埃及考古的國際權威專家,為即將開展的赴埃及考古進行知識儲備。

          《中國社會科學報》:選擇赴埃及和印度發掘,主要是出于哪方面的考慮?研究的側重點有哪些?

          王巍:同中華文明一樣,埃及文明和印度哈拉巴文明也對世界文明的發展進程起到過重要作用,影響深遠。研究中華文明,解答研究中的各種疑問,就需要有比較,有比較才有鑒別,那么埃及和印度無疑是非常好的參照系。同時,中國的考古學家不但要將釋讀中華文明、講好中國故事為己任,還要對解答世界文明研究中的難題貢獻我們的智慧。

          我們對早期佛教的研究比較感興趣。早期佛教在印度早已衰落,幾乎被印度教取代了,可以說佛教誕生在印度,發達在中國。關于早期佛教的記載,現在基本上都是在中文文獻中,印度反而已經不了解了。因此,我們希望通過與印度展開佛教考古合作,將中文文獻的記載與佛教誕生地的古跡相互印證。

          責任:“走出去”就是代表中國

          《中國社會科學報》:“走出去”意味著要有人才儲備,在人才培養方面,請問有哪些可操作的方法?

          王巍:我們現在痛感人才隊伍的匱乏,因此當務之急,既要加快培養中方的學者盡早走出去學習,也要吸納在西方學習和從事相關國度考古的學者,讓他們加入到我們的隊伍中來。這種模式在接下來的埃及和印度的項目中就準備嘗試一下。

          同時,高校也可以利用這個機會,設置外國考古課程,聘請這方面的授課教師,像北京大學、吉林大學等高校,都有引進外國考古教師的成功經驗,借此讓更多的年輕人對外國考古感興趣,做好人才的儲備工作。

          《中國社會科學報》:在中心未來的工作中,首先著手做的有哪些?

          王巍:需要做的工作還有很多,可以先從容易上手的開始,如先翻譯一些中外考古的著作,在資料上做準備。同時,也是最重要的,在對外合作中,我們不要放棄自己的優勢,地層學、類型學是我們田野考古的法寶,要讓它們更加完善進而擴大影響;而像科技考古手段、文物修復保護技術,也都是我們的優勢。我們要做的就是發揮優勢,盡快補齊短板,并且通過各種努力,爭取研究經費的可持續保障。

          《中國社會科學報》:可以預見,“走出去”與國外考古學者聯合發掘,今后將成為一種常態。就目前的狀況來看,還存在哪些問題?您有哪些建議?

          王巍:在看到可喜變化的同時,也應當看到,我國迄今的考古“走出去”依然存在一些問題。比如說,赴外考古計劃往往是各個單位乃至負責具體實施的學者個人制定,缺乏從國家層面的統籌規劃和組織。此外,發掘所需經費多是學者通過各種途徑自己籌集的,缺乏國家層面穩定的經費支持,導致有些項目淺嘗輒止,因后續經費不到位而不得不中止發掘工作,影響了學術研究的進展,甚至產生了負面效應。

          因此,中國考古需要更多的頂層設計:在國家文物局的管理下,由國家級考古研究機構領銜成立赴外考古學術咨詢委員會,負責審查各單位申報的赴外考古發掘計劃,并對赴外考古發掘的隊伍組成、技術路線和工作計劃提出意見和建議,年底聽取各隊的工作匯報。同時,國家設立赴外考古專項經費,對經過學術咨詢委員會嚴格審核通過的赴外考古項目予以穩定的經費支持。此外,加大對這些涉外考古項目在我國和工作所在國的宣傳,以促進兩國的友好關系,提升我國的國際影響力。

          《中國社會科學報》:中國考古“走出去”的每一步,都引起了國際學術界的極大關注。對此,您對赴外發掘的中國學者有哪些要求和希望?

          王巍:我們在國外的每一個項目,都是代表中國。因此要做好充分準備,加強計劃性,設立近期、中期、長期目標,做一個就要扎扎實實地做好,絕不能蜻蜓點水。像柬埔寨的吳哥古跡、烏茲別克斯坦的明鐵佩遺址、洪都拉斯的科潘遺址等,都是中國考古“走出去”的范例。

          國內的同行們要吸收和借鑒成功經驗,使中國考古更快更好地走向世界,使中國從考古的發掘大國轉向研究大國、從考古大國轉向考古強國,為世界考古學的發展、為人類社會的發展,作出中國考古學者獨有的貢獻。

          (原文刊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3月17日第4版)

        責編:韓翰

        作者:楊陽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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