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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風采
        做大做強中國考古的國家隊——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
        發布時間:2017-04-25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齊澤垚    點擊率:
          嘉賓簡介: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主要從事夏商周考古、東亞地區古代文明起源研究、東亞地區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值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40周年之際,中國社會科學網對王巍先生進行了專訪。王巍先生結合自身的工作成長經歷,從歷史出發、站在學術的角度為我們系統梳理回顧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展歷程的點滴往事與不朽成就。
         
          1 個人的成長進步源于中國社會科學院這塊學術的沃土
         
          中國社會科學網:王先生您好,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中國社會科學網的采訪,請您為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主要工作和科研經歷。
         
          王巍:我是1977年恢復高考之后第一年考上大學的,是在東北的吉林大學歷史學考古專業,1982年2月畢業,畢業后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迄今為止我的全部工作生涯都在社科院考古所,我算了算今年正好是滿35年。社科院作為我國最高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科研機構,具有優良的學術氛圍和學術傳統,我個人的成長進步源于中國社會科學院這塊學術的沃土,我由衷地感激中國社會科學院。35年的工作生涯在一定程度上講是跟社科院的發展同步的。
         
          1982年入所以后,一直到1987年我主要從事北京房山區琉璃河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前后整整五年。這五年中我們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發現。比如我們發現了西周時期燕國的都城,發掘了一大批的貴族墓葬,其中包括燕侯的墓葬。燕侯的墓葬出土了帶有青銅銘文的銅器,而且這個銘文正是西周周王冊封燕國的銘文,這種銘文的發現非常重要。因為,在以往出土的青銅銘文當中,多數都是“子子孫孫永寶用”這樣的吉祥話,但是這一次出土的銘文是記載了周王對燕侯的冊封,這個是極其罕見的。在琉璃河遺址五年的實地考古發掘當中,從都城到墓葬到車馬坑,再到一般聚落的發掘,使得我能夠全面系統地把學校學到的知識運用于實踐,打下了比較好的田野考古發掘的基礎,為我后來領導偃師商城宮城、周原西周宗廟和殷墟居住區和冶銅作坊區等大規模發掘,乃至領導考古研究所的考古發掘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87年至1990年,我被公派到日本去進修留學,一共三年時間,這使我得以系統學習日本考古學知識。為了更好地從事考古研究我將自己原來的夏商周考古拓展到了東亞考古這樣一個領域。東亞考古要研究整個東亞地區的文明進程、國家的產生發展、東亞地區之間的古代文化交流等問題,這些研究范疇當時在我們國家還相對比較欠缺。正如先生我的導師王仲殊先生所一貫主張的那樣,考古學研究既要了解中國,又要了解國外,尤其是我們的鄰國,我應該說貫徹了他這樣的宗旨。在日本期間我取得了自己的第一個博士學位,研究內容是東亞地區的古代王權和國家形成過程的比較研究。回國后,1993年到1996年我又有幸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在職攻讀,取得了第二個博士學位,研究內容是東亞地區鐵器和冶鐵術的傳播與交流,從鐵器的角度研究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古代文化的交流。由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關心和支持,我有幸成為中國考古界第一個同時獲得兩個博士學位的學者。1996年夏季,我開始擔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1998年擔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長。2006年開始擔任考古研究所所長,一直當到2017年年初。
         
          2 創新工程為考古研究所的進步插上了騰飛的翅膀
         
          中國社會科學網:王先生,請您為我們簡單梳理一下社科院考古所近些年來在學科建設方面主要有哪些創新,取得了怎樣的效果?
         
          王巍:我從2006年開始擔任考古研究所所長,前后10年多,應該說趕上了很好的時機。這個要說起來還挺有意思,2006年6月30號任命我擔任考古研究所所長,2016年7月底參加社科院的暑期工作會議。那時候正好是要討論“十一五”規劃,那年暑期工作會議的主題就是各研究所向院領導和職能局匯報本所的“十一五”規劃,那時候社科院院長是陳奎元同志。在我向全體院領導匯報我所“十一五”規劃時,我提出“考古研究所總的工作方針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立和豐富中國考古學的學科體系”。當時奎元院長詢問,考古作為研究實物的學科,怎樣體現以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當時我向院長介紹,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實際上主要體現在立場、觀點和方法上。考古學雖說是研究實物的,但是這些實物除文字以外,其他的發掘材料本身不能直接傳遞歷史文化信息,更多是要通過考古學研究者運用本學科的理論、體系和方法來進行闡述,所以對同一批考古資料,不同的人由于不同的立場、理論和方法的指導往往得出不同的認識。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主要體現在要聯系的、全面的、發展的看問題,通過現象看實質,通過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研究分析社會的變化。我的回答令奎元院長很滿意,奎元院長詢問考古所發展有什么困難。我回答說,現在主要是設備落后,不但是落后于國外先進水平,而且落后于很多省的機構,現在主要是缺乏科學測年設備(高精度測年的設備,具體來說就是制樣系統)和DNA檢測技術設備。奎元院長馬上指示時任財計局局長的施鶴安要安排經費支持考古所購置設備。從2007年開始,院部就對考古所的設備購置給予大力支持,在院領導的親自關心支持下,社科院考古所的設備有了很大的更新,改變了“中央軍的裝備和設備不如地方軍”的狀況。創新工程實施以來,科研手段的現代化又有了很大的提升,不但在全國領跑,很多方面已經居于世界領先地位。這主要得益于院黨組的支持、院領導的關懷和創新工程的大力資助。
         
          第二個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改善了和地方考古科研機構的關系。1983年,國務院規定,古代都城必須由社科院考古所擔當發掘任務,但是社科院考古所對于其他古遺址的發掘則比較少。當時社科院考古所在全國范圍內一共才十幾個隊伍在進行發掘,遠遠不能滿足科學研究的需求,也使我們國家隊的地位和作用難以彰顯和發揮。為了改善這種狀況,促進發展,在不違反原則的前提下,社科院考古所通過各種場合和途徑加強與地方研究院所的聯系,形成了和諧共處、互利互惠的良好局面。創新工程的實施,我們可以自主的設置考古發掘項目,現在接近50項發掘在同時進行,我們研究的視野大大拓展,從邊疆到內地,全面覆蓋,很多項目都屬于空白的區域,學術意義重大,我們的很多發掘項目都入選六大考古新發現和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可以說,考古所現在的發掘和研究規模的體量是很大的,工作范圍逐步拓展,工作成果日漸突出。能夠開創這樣的局面,最主要的是通過社科院創新工程使長期困擾我們的科研經費嚴重不足的問題得到了根本解決。
         
          另外,在院領導的非凡努力下,科研人員的很多生活方面的實際困難(如收入、子女入學、住房等)得到了有效解決,沒有了后顧之憂,大家的科研積極性空前高漲,解放了科研生產力,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果。近年來,社科院也實施了很多的惠及一線科研人員的政策,比如研究經費預算可根據需要自主進行調整,出國從事科研活動和國際交流的天數可以根據實際需要予以決定等,都對科研人員產生了很大的感召。在建院40周年的時候能有這樣一個良好的局面,我確實感到十分欣慰。
         
          3 豐碩的考古科研成果是創新工程澆灌出的絢麗之花
         
          中國社會科學網:通過您的介紹我們不難看出社科院考古所近年來在學科建設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績,這些都是與社科院黨組的關心支持以及社科院創新工程的資助分不開的。王先生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近些年來社科院考古所主要取得了哪些創新工程成果?
         
          王巍:近年來在社科院院黨組的關懷下,在社科院院領導的關心支持下,在社科院創新工程的資助下,社科院考古所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考古科研成果。比如說《中國考古學大辭典》。中國作為一個擁有這么豐富考古資源的考古大國,原來僅有幾本考古小辭典,還是十幾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編的。現在我們在社科院創新工程的支持下得以設立了一個重大課題,《中國考古學大辭典》編纂成功,多次獲獎,業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再如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也是在社科院創新工程支持下才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通過我們的科學研究,我們證實了中華文明五千年并非虛言。說實在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成功如果僅僅依靠探源工程本身的資金是遠遠不足的。幸好我們有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我們可以根據需要給予比較大的經費的傾斜,從而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舉例來說,堯帝的所在地基本上被證實。通過我們的考古發掘基本上證實堯都就在山西南部臨汾地區的襄汾縣陶寺遺址。這里發現了28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址,高等級的建筑,而且還使用了瓦之類的建筑構件,原來有一種說法叫做“秦磚漢瓦”,大家總覺得漢代才出現瓦,沒有想到在4000多年前的陶寺已經開始使用了。而且陶寺地區大型的墓葬反映了等級的差別,鼓、罄以及包括軍事權力象征的禮樂等隨葬品說明在4000多年前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禮儀的用具。然后是文字,銅器,傳統意義上的文明的要素的發現。還包括觀測天象,決定時令節氣的觀象臺,可以說在世界上也是最早、最完備的。陶寺遺址在時間、空間、規模、性質上都跟故事傳說的堯都相吻合,僅僅現在只差明確記錄堯都這樣一個文字的證據,但實際上中國考古學和歷史學家絕大多數都認為這就是堯都平陽,一下子就把中國可信的歷史往前大大的前提了,而一系列夏商的制度在堯這個時期已經形成了一些端倪。王偉光院長曾親臨陶寺遺址發掘現場視察,并到考古隊員的駐地慰問大家,使全所考古職工備受鼓舞。
         
          4 用考古的視角傳播好中國話語
         
          中國社會科學網:考古科研的進步使得中華文明的底蘊更加深厚,從而大大加強了中國人民的文化自信。優秀的科研成果不但要讓國人知道,更要在國際上傳播好中國話語,請問我們在這方面主要有哪些工作呢?
         
          王巍:我們的院領導對于考古學如何講好中國話語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偉光院長曾經深有感觸地說,考古學確實有它的特點,可以沖破任何意識形態的壁壘,傳播好中國話語。他進一步指出,考古學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當中為數不多的、可以在國際上取得地位的學科,而且科技考古還是展現一個國家考古水平的重要的指標。
         
          為了講好中國話語我們主要是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打造國際學術交流平臺——世界考古論壇(上海),讓國外知道我們的考古科研成果,借助國外專家傳播好中國的考古科研成果。二是派遣考古隊伍赴國外進行考古發掘工作。打造國際學術交流平臺的重要途徑是創辦世界考古論壇。論壇創辦的過程中得到了世界頂級考古學家們的大力支持,他們認為世界考古一直需要有這樣一個平臺,中國是最有條件的。他們認為中國是文明古國,考古工作近年來取得巨大的發展,很愿意看到中國能夠在世界考古論壇的平臺上發揮作用。世界考古論壇已經舉辦了兩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世界考古論壇的舉辦使中國考古從處于游離于邊緣一舉進入到核心,比如說每次論壇的主題是由我們確定的:第一次是“古老文明的比較研究”,中國理所當然要通過這樣一個議題的設置讓世界考古學界更好地了解中國的古老文明;第二次是“文化交流與文化多樣性的考古學研究”,我們就是強調文化多樣性,實際上滲透總書記的關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的論斷,通過大量的實際的例子證實,世界上的文明與文化自古以來就是多樣性的,不能以哪個國家為統一的模式,文明文化的多樣性、傳統的多樣性自然可以得出道路的多樣性這樣的結論。講好中國話語的第二個途徑是派遣考古隊伍赴國外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現在我們已經開始了烏茲別克斯坦、洪都拉斯的發掘項目。去年六月,我還陪同王偉光院長和我所在烏茲別克斯坦工作的考古隊員一道,受到習近平主席的親切接見,令我終生難忘!十年來,我所還進行了十多項中外合作研究的項目,通過跟外國考古學者的合作,用他們的嘴來介紹我們中國的考古、我們中國的考古學的成就、中國考古學家的科學態度和敬業精神,這樣比我們自己說更有說服力。
         
          5 任重道遠 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走向未來
         
          中國社會科學網:王先生,您覺得現在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未來還需要開展哪些重要工作呢?
         
          王巍:我覺得一個是要繼續保持這種開放、開拓的態勢。要鞏固和擴展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遍及全國的考古發掘的工作點,鞏固既有成果,然后去繼續開拓。第二個方面是要緊跟并爭取占領國際考古的學術前沿,在一系列的重大研究問題上要有中國學者的聲音。第三是要加強中國考古走出去的力度,精心組織,做出成績。第四個方面就是考古學的大眾化,讓考古走向民眾。我所08年開始建立了公共考古中心,大力推進考古成果的宣傳與普及。2013年考古學會換屆,由我擔任考古學會的理事長。我們改變了原來每年一次大年會的方式,成立了14個專業委員會,由這些專業委員會來組織學術活動,考古學術生態一下子就被激活了。第一個成立的專業委員會就是公共考古專業指導委員會。這一方面我們應該說中國考古學者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要讓考古走出象牙塔,走向民眾,在深入研究的前提下把我們的成果盡量地用通俗易懂、生動活潑的語言和形式介紹給公眾。多年以來,我十分注意跟媒體的合作,因為媒體有媒體獨特的角度,媒體更了解民眾的想法和意愿,現代社會的新媒體、自媒體等確實可以極大的拉近考古工作者和民眾的距離。
         
          中國社會科學網:王先生,人都說四十不惑,今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40周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已經走過40個春秋,未來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您能否簡單地談一下這方面的想法、感受。
         
          王巍:好。中國社科院作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最高殿堂,求真務實、潛心鉆研、不務虛名、敬業奉獻一直是我們的優良傳統,要把這種傳統保持下去,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每一位工作科研人員的根本遵循。
         
          社科院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考古研究中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貫穿研究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考古學在解釋考古材料的過程中不同的觀點會得出完全不同的認識,所以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考古研究所舉辦了多次馬克思主義與中國考古學的論壇,我強調每一名發言的研究人員都要結合自己的研究來做發言,大家啟發很大,覺得受益匪淺,紛紛認為考古學研究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相信,經過十年、二十年的發展,一系列嶄新舉措的實施包括社科院大學的建立等,我們的人才培養會更加科學規范,學科之間橫向交流的加強將更好地體現出社科院思想庫、智囊團的作用。我覺得中國社會科學院會迎來一個更好的發展局面。作為社科院培養的一名學者,我十分熱愛社科院,愿意為社科院今后的發展貢獻余生。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來玉)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考古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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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做大做強中國考古的國家隊——訪中國社會科學院學部委員王巍

        發布時間: 2017-04-25

          嘉賓簡介:王巍,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所長、學部委員、中國考古學會理事長,博士生導師,享受國務院政府特殊津貼。主要從事夏商周考古、東亞地區古代文明起源研究、東亞地區古代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值此中國社會科學院成立40周年之際,中國社會科學網對王巍先生進行了專訪。王巍先生結合自身的工作成長經歷,從歷史出發、站在學術的角度為我們系統梳理回顧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展歷程的點滴往事與不朽成就。
         
          1 個人的成長進步源于中國社會科學院這塊學術的沃土
         
          中國社會科學網:王先生您好,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中國社會科學網的采訪,請您為我們簡單介紹一下您在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的主要工作和科研經歷。
         
          王巍:我是1977年恢復高考之后第一年考上大學的,是在東北的吉林大學歷史學考古專業,1982年2月畢業,畢業后分配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迄今為止我的全部工作生涯都在社科院考古所,我算了算今年正好是滿35年。社科院作為我國最高的哲學社會科學學術科研機構,具有優良的學術氛圍和學術傳統,我個人的成長進步源于中國社會科學院這塊學術的沃土,我由衷地感激中國社會科學院。35年的工作生涯在一定程度上講是跟社科院的發展同步的。
         
          1982年入所以后,一直到1987年我主要從事北京房山區琉璃河遺址的考古發掘工作,前后整整五年。這五年中我們取得了一系列的重要發現。比如我們發現了西周時期燕國的都城,發掘了一大批的貴族墓葬,其中包括燕侯的墓葬。燕侯的墓葬出土了帶有青銅銘文的銅器,而且這個銘文正是西周周王冊封燕國的銘文,這種銘文的發現非常重要。因為,在以往出土的青銅銘文當中,多數都是“子子孫孫永寶用”這樣的吉祥話,但是這一次出土的銘文是記載了周王對燕侯的冊封,這個是極其罕見的。在琉璃河遺址五年的實地考古發掘當中,從都城到墓葬到車馬坑,再到一般聚落的發掘,使得我能夠全面系統地把學校學到的知識運用于實踐,打下了比較好的田野考古發掘的基礎,為我后來領導偃師商城宮城、周原西周宗廟和殷墟居住區和冶銅作坊區等大規模發掘,乃至領導考古研究所的考古發掘工作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1987年至1990年,我被公派到日本去進修留學,一共三年時間,這使我得以系統學習日本考古學知識。為了更好地從事考古研究我將自己原來的夏商周考古拓展到了東亞考古這樣一個領域。東亞考古要研究整個東亞地區的文明進程、國家的產生發展、東亞地區之間的古代文化交流等問題,這些研究范疇當時在我們國家還相對比較欠缺。正如先生我的導師王仲殊先生所一貫主張的那樣,考古學研究既要了解中國,又要了解國外,尤其是我們的鄰國,我應該說貫徹了他這樣的宗旨。在日本期間我取得了自己的第一個博士學位,研究內容是東亞地區的古代王權和國家形成過程的比較研究。回國后,1993年到1996年我又有幸到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在職攻讀,取得了第二個博士學位,研究內容是東亞地區鐵器和冶鐵術的傳播與交流,從鐵器的角度研究中國、朝鮮半島和日本古代文化的交流。由于中國社會科學院的關心和支持,我有幸成為中國考古界第一個同時獲得兩個博士學位的學者。1996年夏季,我開始擔任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1998年擔任考古研究所副所長。2006年開始擔任考古研究所所長,一直當到2017年年初。
         
          2 創新工程為考古研究所的進步插上了騰飛的翅膀
         
          中國社會科學網:王先生,請您為我們簡單梳理一下社科院考古所近些年來在學科建設方面主要有哪些創新,取得了怎樣的效果?
         
          王巍:我從2006年開始擔任考古研究所所長,前后10年多,應該說趕上了很好的時機。這個要說起來還挺有意思,2006年6月30號任命我擔任考古研究所所長,2016年7月底參加社科院的暑期工作會議。那時候正好是要討論“十一五”規劃,那年暑期工作會議的主題就是各研究所向院領導和職能局匯報本所的“十一五”規劃,那時候社科院院長是陳奎元同志。在我向全體院領導匯報我所“十一五”規劃時,我提出“考古研究所總的工作方針是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建立和豐富中國考古學的學科體系”。當時奎元院長詢問,考古作為研究實物的學科,怎樣體現以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當時我向院長介紹,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實際上主要體現在立場、觀點和方法上。考古學雖說是研究實物的,但是這些實物除文字以外,其他的發掘材料本身不能直接傳遞歷史文化信息,更多是要通過考古學研究者運用本學科的理論、體系和方法來進行闡述,所以對同一批考古資料,不同的人由于不同的立場、理論和方法的指導往往得出不同的認識。馬克思主義為指導主要體現在要聯系的、全面的、發展的看問題,通過現象看實質,通過對生產力和生產關系的研究分析社會的變化。我的回答令奎元院長很滿意,奎元院長詢問考古所發展有什么困難。我回答說,現在主要是設備落后,不但是落后于國外先進水平,而且落后于很多省的機構,現在主要是缺乏科學測年設備(高精度測年的設備,具體來說就是制樣系統)和DNA檢測技術設備。奎元院長馬上指示時任財計局局長的施鶴安要安排經費支持考古所購置設備。從2007年開始,院部就對考古所的設備購置給予大力支持,在院領導的親自關心支持下,社科院考古所的設備有了很大的更新,改變了“中央軍的裝備和設備不如地方軍”的狀況。創新工程實施以來,科研手段的現代化又有了很大的提升,不但在全國領跑,很多方面已經居于世界領先地位。這主要得益于院黨組的支持、院領導的關懷和創新工程的大力資助。
         
          第二個方面的主要工作是改善了和地方考古科研機構的關系。1983年,國務院規定,古代都城必須由社科院考古所擔當發掘任務,但是社科院考古所對于其他古遺址的發掘則比較少。當時社科院考古所在全國范圍內一共才十幾個隊伍在進行發掘,遠遠不能滿足科學研究的需求,也使我們國家隊的地位和作用難以彰顯和發揮。為了改善這種狀況,促進發展,在不違反原則的前提下,社科院考古所通過各種場合和途徑加強與地方研究院所的聯系,形成了和諧共處、互利互惠的良好局面。創新工程的實施,我們可以自主的設置考古發掘項目,現在接近50項發掘在同時進行,我們研究的視野大大拓展,從邊疆到內地,全面覆蓋,很多項目都屬于空白的區域,學術意義重大,我們的很多發掘項目都入選六大考古新發現和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可以說,考古所現在的發掘和研究規模的體量是很大的,工作范圍逐步拓展,工作成果日漸突出。能夠開創這樣的局面,最主要的是通過社科院創新工程使長期困擾我們的科研經費嚴重不足的問題得到了根本解決。
         
          另外,在院領導的非凡努力下,科研人員的很多生活方面的實際困難(如收入、子女入學、住房等)得到了有效解決,沒有了后顧之憂,大家的科研積極性空前高漲,解放了科研生產力,取得了十分顯著的成果。近年來,社科院也實施了很多的惠及一線科研人員的政策,比如研究經費預算可根據需要自主進行調整,出國從事科研活動和國際交流的天數可以根據實際需要予以決定等,都對科研人員產生了很大的感召。在建院40周年的時候能有這樣一個良好的局面,我確實感到十分欣慰。
         
          3 豐碩的考古科研成果是創新工程澆灌出的絢麗之花
         
          中國社會科學網:通過您的介紹我們不難看出社科院考古所近年來在學科建設方面取得了突出的成績,這些都是與社科院黨組的關心支持以及社科院創新工程的資助分不開的。王先生能否為我們介紹一下近些年來社科院考古所主要取得了哪些創新工程成果?
         
          王巍:近年來在社科院院黨組的關懷下,在社科院院領導的關心支持下,在社科院創新工程的資助下,社科院考古所取得了一系列豐碩的考古科研成果。比如說《中國考古學大辭典》。中國作為一個擁有這么豐富考古資源的考古大國,原來僅有幾本考古小辭典,還是十幾年、二十年,甚至三十年前編的。現在我們在社科院創新工程的支持下得以設立了一個重大課題,《中國考古學大辭典》編纂成功,多次獲獎,業界享有很高的聲譽。再如中華文明探源工程,也是在社科院創新工程支持下才取得了很大的成績,通過我們的科學研究,我們證實了中華文明五千年并非虛言。說實在的,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成功如果僅僅依靠探源工程本身的資金是遠遠不足的。幸好我們有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我們可以根據需要給予比較大的經費的傾斜,從而取得了非常好的成果。舉例來說,堯帝的所在地基本上被證實。通過我們的考古發掘基本上證實堯都就在山西南部臨汾地區的襄汾縣陶寺遺址。這里發現了28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址,高等級的建筑,而且還使用了瓦之類的建筑構件,原來有一種說法叫做“秦磚漢瓦”,大家總覺得漢代才出現瓦,沒有想到在4000多年前的陶寺已經開始使用了。而且陶寺地區大型的墓葬反映了等級的差別,鼓、罄以及包括軍事權力象征的禮樂等隨葬品說明在4000多年前已經形成了一整套禮儀的用具。然后是文字,銅器,傳統意義上的文明的要素的發現。還包括觀測天象,決定時令節氣的觀象臺,可以說在世界上也是最早、最完備的。陶寺遺址在時間、空間、規模、性質上都跟故事傳說的堯都相吻合,僅僅現在只差明確記錄堯都這樣一個文字的證據,但實際上中國考古學和歷史學家絕大多數都認為這就是堯都平陽,一下子就把中國可信的歷史往前大大的前提了,而一系列夏商的制度在堯這個時期已經形成了一些端倪。王偉光院長曾親臨陶寺遺址發掘現場視察,并到考古隊員的駐地慰問大家,使全所考古職工備受鼓舞。
         
          4 用考古的視角傳播好中國話語
         
          中國社會科學網:考古科研的進步使得中華文明的底蘊更加深厚,從而大大加強了中國人民的文化自信。優秀的科研成果不但要讓國人知道,更要在國際上傳播好中國話語,請問我們在這方面主要有哪些工作呢?
         
          王巍:我們的院領導對于考古學如何講好中國話語給予了高度的重視。偉光院長曾經深有感觸地說,考古學確實有它的特點,可以沖破任何意識形態的壁壘,傳播好中國話語。他進一步指出,考古學是中國人文社會科學當中為數不多的、可以在國際上取得地位的學科,而且科技考古還是展現一個國家考古水平的重要的指標。
         
          為了講好中國話語我們主要是做了兩方面的工作:一是打造國際學術交流平臺——世界考古論壇(上海),讓國外知道我們的考古科研成果,借助國外專家傳播好中國的考古科研成果。二是派遣考古隊伍赴國外進行考古發掘工作。打造國際學術交流平臺的重要途徑是創辦世界考古論壇。論壇創辦的過程中得到了世界頂級考古學家們的大力支持,他們認為世界考古一直需要有這樣一個平臺,中國是最有條件的。他們認為中國是文明古國,考古工作近年來取得巨大的發展,很愿意看到中國能夠在世界考古論壇的平臺上發揮作用。世界考古論壇已經舉辦了兩屆,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世界考古論壇的舉辦使中國考古從處于游離于邊緣一舉進入到核心,比如說每次論壇的主題是由我們確定的:第一次是“古老文明的比較研究”,中國理所當然要通過這樣一個議題的設置讓世界考古學界更好地了解中國的古老文明;第二次是“文化交流與文化多樣性的考古學研究”,我們就是強調文化多樣性,實際上滲透總書記的關于文明因交流而多彩,文明因互鑒而豐富的論斷,通過大量的實際的例子證實,世界上的文明與文化自古以來就是多樣性的,不能以哪個國家為統一的模式,文明文化的多樣性、傳統的多樣性自然可以得出道路的多樣性這樣的結論。講好中國話語的第二個途徑是派遣考古隊伍赴國外進行考古發掘工作。現在我們已經開始了烏茲別克斯坦、洪都拉斯的發掘項目。去年六月,我還陪同王偉光院長和我所在烏茲別克斯坦工作的考古隊員一道,受到習近平主席的親切接見,令我終生難忘!十年來,我所還進行了十多項中外合作研究的項目,通過跟外國考古學者的合作,用他們的嘴來介紹我們中國的考古、我們中國的考古學的成就、中國考古學家的科學態度和敬業精神,這樣比我們自己說更有說服力。
         
          5 任重道遠 高舉馬克思主義旗幟走向未來
         
          中國社會科學網:王先生,您覺得現在社科院考古研究所在未來還需要開展哪些重要工作呢?
         
          王巍:我覺得一個是要繼續保持這種開放、開拓的態勢。要鞏固和擴展好不容易建立起來的遍及全國的考古發掘的工作點,鞏固既有成果,然后去繼續開拓。第二個方面是要緊跟并爭取占領國際考古的學術前沿,在一系列的重大研究問題上要有中國學者的聲音。第三是要加強中國考古走出去的力度,精心組織,做出成績。第四個方面就是考古學的大眾化,讓考古走向民眾。我所08年開始建立了公共考古中心,大力推進考古成果的宣傳與普及。2013年考古學會換屆,由我擔任考古學會的理事長。我們改變了原來每年一次大年會的方式,成立了14個專業委員會,由這些專業委員會來組織學術活動,考古學術生態一下子就被激活了。第一個成立的專業委員會就是公共考古專業指導委員會。這一方面我們應該說中國考古學者還有很多工作要做,要讓考古走出象牙塔,走向民眾,在深入研究的前提下把我們的成果盡量地用通俗易懂、生動活潑的語言和形式介紹給公眾。多年以來,我十分注意跟媒體的合作,因為媒體有媒體獨特的角度,媒體更了解民眾的想法和意愿,現代社會的新媒體、自媒體等確實可以極大的拉近考古工作者和民眾的距離。
         
          中國社會科學網:王先生,人都說四十不惑,今年是中國社會科學院建院40周年,中國社會科學院已經走過40個春秋,未來還有很多事情要做。您能否簡單地談一下這方面的想法、感受。
         
          王巍:好。中國社科院作為中國哲學社會科學的最高殿堂,求真務實、潛心鉆研、不務虛名、敬業奉獻一直是我們的優良傳統,要把這種傳統保持下去,成為中國社會科學院每一位工作科研人員的根本遵循。
         
          社科院強調馬克思主義的指導地位。考古研究中馬克思主義為指導是貫穿研究的各個領域、各個方面的,考古學在解釋考古材料的過程中不同的觀點會得出完全不同的認識,所以必須堅持以馬克思主義為指導。考古研究所舉辦了多次馬克思主義與中國考古學的論壇,我強調每一名發言的研究人員都要結合自己的研究來做發言,大家啟發很大,覺得受益匪淺,紛紛認為考古學研究離不開馬克思主義的指導。相信,經過十年、二十年的發展,一系列嶄新舉措的實施包括社科院大學的建立等,我們的人才培養會更加科學規范,學科之間橫向交流的加強將更好地體現出社科院思想庫、智囊團的作用。我覺得中國社會科學院會迎來一個更好的發展局面。作為社科院培養的一名學者,我十分熱愛社科院,愿意為社科院今后的發展貢獻余生。
         
        (來源:中國社會科學網)
        (責編:李來玉)
         

        作者:齊澤垚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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