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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風采
        “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絲路考古”——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長白云翔
        發布時間:2017-06-02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網    作者:齊澤垚    點擊率:
          導言:“一帶一路”倡議在全球范圍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絲路考古”是近年來我國考古學界的重要工作之一。針對“絲路考古”的基本內涵、發展歷程、主要成就、考古視角下的文明互鑒以及中國考古“走出去”等問題,中國社會科學網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長、博士生導師白云翔研究員。
        白云翔先生接受采訪 本網記者 齊澤垚/攝 
         
          一、“絲路考古”有三個層面的基本內涵
         
          中國社會科學網:白先生,您好!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中國社會科學網的采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短短幾年的時間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絲路考古”是近年來我國考古學界的重要工作之一,請您為我們簡單界定一下“絲路考古”的基本內涵?
         
          白云翔:絲路考古是近年來一個很熱的學術課題,也是社會很關注的話題。絲路考古的概念在學術界多有討論,但還不夠深入。
         
          按照我的理解,絲綢之路考古應該包括幾層含義。一是指歷史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重要遺址點的考古工作。既然絲綢之路稱之為“路”,本身代表了一種“線”性的文化遺產。“線”本身難以保留下來,但是“線”是由若干點組成的,因此,絲綢之路沿線的古代城址、聚落、墓地、寺廟遺址等的考古,就是這條“線”上的一個一個“點”的考古,這是最基本的。二是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考古工作。“點”被串聯成“線”,也就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串聯了起來。因此,絲路考古中“點”的考古是基本的,但又不能僅僅局限于這些孤立的“點”,而是要擴大到沿線國家和地區,也就是這些“點”所在國家和地區的考古。因為,這些“點”是作為所在地的“點”而存在的,是跟其所在地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密不可分的“點”。無論是陸上絲綢之路考古還是海上絲綢之路考古,都應該是這樣。三是通過絲綢之路考古來了解、認識、研究歷史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及其變遷。絲綢之路作為一個重要的路線把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串聯起來,人群的移動、人員的交往、經貿的往來、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互鑒等在廣闊的范圍內得以實現,不同程度地推動了各地社會歷史的進步和文明的發展。因此,絲路考古并不僅僅是把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歷史文化遺存發掘出來就行了,而且還要解釋這些文化遺存所蘊含的歷史、文化和人的活動,換句話說,就是要通過絲綢之路沿線城址、聚落、墓葬和寺廟等遺址及其所在地的考古發掘和研究,來揭示絲綢之路發生、發展和演變的歷史過程,闡釋絲綢之路在當地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產生的作用、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中發揮的作用、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我想,絲路考古只有達到了這樣的高度和深度,而不是僅僅局限于某些遺址點以及某些地區的考古發掘,絲路考古的重要性才能真正顯現出來,絲綢之路的內涵尤其是它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夠真正揭示出來。
         
          二、“絲路考古” 經歷了三個研究階段
         
          中國社會科學網:近年“絲路考古”是學界關注的熱點,請您為我們介紹一下“絲路考古” 經歷了那些重要的研究階段?
         
          白云翔:據我的理解,絲路考古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新中國成立以前。當時,沒有“絲路考古”的概念,也談不上“絲路考古”,但是,我國境內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的考古活動是有所開展的。譬如,20世紀初葉,瑞典學者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樓蘭遺址的發掘,英籍學者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遺址、丹丹烏里克遺址的發掘以及在甘肅敦煌、酒泉等地的考察,20世紀40年代,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甘肅敦煌、武威等地的考察和考古發掘等,都是在絲綢之路沿線地區進行的考古活動。當然,這些考古活動還談不上是“絲路考古”,尤其是外國人在新疆等地的考察活動大多帶有探險的性質,但我國境內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的考古畢竟是由此肇始的。
         
          第二個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后一直到上世紀末,前后持續大約半個世紀。這一時期,我國境內的絲綢之路沿線地區進行了大量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就陸上絲綢之路考古來說,從絲路起點西安漢長安城遺址、唐長安城遺址,東端的漢魏洛陽城和隋唐洛陽城遺址,到河西走廊地區、新疆地區等的考古工作大規模展開;在新疆地區,從1957年黃文弼率隊考察哈密、伊犁、焉耆、庫車和阿克蘇、喀什、和闐等地的100多處古城址和寺廟遺址,到后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和北庭故城等古城址、古墓葬和寺廟遺址等的考古發掘,都逐步展開。就海上絲綢之路考古來說,從南海沿岸的廣州(漢代的番禺)、合浦,到東海沿岸的廈門、泉州、寧波等地,也都進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當然,這一時期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的考古主要是著眼于中華文明研究、區域文化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等開展的,并不是作為“絲路考古”進行的。盡管如此,也正是這一時期絲綢之路沿線地區及重要遺址點的考古工作及其成果,為后來的“絲路考古”的提出和深入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個階段,是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絲路考古”被明確提出,絲路考古進一步深入。進入新世紀之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更加受到學術界關注,而絲綢之路是首當其沖的課題;同時,絲綢之路申遺被正式提上國家文化遺產事業的議事日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絲綢之路沿線各遺址點的田野考古繼續進行,而更多的是以前50年的考古為基礎進行綜合研究和深化研究,以及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展示,絲路考古作為一個體系逐漸構建起來。
         
          中國社會科學網: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白云翔:我國的絲路考古成就巨大,三言兩語難以說清楚,但大體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是絲綢之路沿線重要遺址點的考古成就,如陸上絲綢之路上的河南漢魏洛陽城遺址和隋唐洛陽城遺址,西安的漢長安城遺址和唐長安城遺址,甘肅的鎖陽城遺址、懸泉置遺址和玉門關遺址,新疆的高昌故城、交河古城和北庭故城遺址等,通過大量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揭示了其文化內涵,于是成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節點;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合浦、廣州、廈門、泉州、福州和寧波等港口城市的若干重要遺址和墓地,也開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從而為海上絲綢之路申遺提供了強有力的學術支撐。另一方面,是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的考古成就,包括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如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從中原地區、關中地區到河西走廊、新疆地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從南海沿岸地區到東海以及黃海沿岸地區,歷史時期的考古全面展開,綜合研究成果豐碩,從考古學上深刻揭示了這些地區的古代文化及其發展演變,為全面了解絲綢之路開辟、形成和發展演變的歷史文化背景,為深刻認識絲綢之路與各個地區乃至整個中華文明發展的內在聯系等,提供了豐富而翔實的實物資料和考古學認知。
         
          三、兩種歷史資料互動,加強絲路考古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網:“絲路考古”屬于歷史時期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歷史時期的文獻記載對于進行考古研究工作有哪些主要的幫助?
         
          白云翔:歷史時期考古和史前考古有著很大的區別。歷史時期考古和史前考古都是運用科學發掘等手段來獲取實物資料,但對實物資料的科學闡釋,史前考古主要依靠考古學研究本身以及同自然科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結合,而歷史時期有了文字記錄,因此歷史時期考古必須要和文獻記載結合起來,這是歷史時期考古有別于史前考古的根本特征之一。盡管史前時期的不同地區之間也存在著文化交流,但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完全是歷史時期的事情,因此,絲路考古就離不開文獻,并且兩者需要緊密結合。
         
          至于歷史文獻在絲路考古中的作用,大致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首先,歷史文獻可以為絲路考古提供整體的、宏觀的歷史背景和歷史發展脈絡,使我們在絲路考古過程中,能夠把具體的考古實物材料及其闡釋放在大的歷史框架和背景之下進行觀察和分析。其次,在各種具體問題的研究中,譬如城址、墓葬、寺廟等絲綢之路節點以及路線等的研究中,歷史文獻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線索、引導和證據作用。比如,我們之所以認為陸上絲綢之路形成于漢武帝時期,是因為《史記·大宛列傳》當中記述了張騫出使西域及其所到之處;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于漢代,也是因為《漢書·地理志》和《后漢書·西域傳》等記述了兩漢時期開辟了通過南海、印度洋航路與西方進行海上貿易、人員往來等海上通路以及節點性港口城市等。這些記載為研究當時絲綢之路的路線、節點城市、貿易商品等各個方面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線索和證據。第三,各種考古材料的具體的梳理和解讀,同樣離不開與文獻史料的緊密結合。考古實物資料和歷史文獻資料作為史學研究最基本的兩種史料,都有其科學性,但也都存在著局限性。歷史文獻資料并不是歷史的全部記錄,并且經過了人為的加工整理;考古實物資料是客觀存在的,但又是局部的、零散的和不完整的。承認其科學性,是從事歷史研究的基礎,但同時也應看到其局限性,兩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正因為如此,在古代社會歷史研究中,兩者的結合就是必然的和必須的,也只有兩者有機結合,才能把把古代史研究不斷引向深入。歷史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同樣如此。這里需要說明的是,考古材料和文獻材料在古代史研究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兩者的功能和側重點有所不同。就歷史時期的考古材料來說,主要是在大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發展脈絡基本清晰的背景之下,用于物質文化的研究、精神文化的物化研究和社會生活的具象化、實證化研究,從而研究當時社會歷史和文化的發展,因為考古材料是物質的、具體的、實實在在的,而不是抽象的。
         
          四、“絲路考古”更好地揭示文明的互動、互鑒
         
          中國社會科學網:在您看來“絲路考古”對于推動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對話產生了哪些積極的影響?
         
          白云翔: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當中,人群之間的交往、文化的交流、文明的對話和文明的互鑒是一種常見的現象,也是推動人類歷史進步的重要動力。換句話說,人類文明是在相互借鑒、對話融合的過程中不斷發展起來的。“絲路考古”可以更好地揭示歷史上文明的互動和互鑒。
         
          絲路考古可以通過考古發掘獲得實物資料,通過解讀實物資料來描述歷史、闡釋歷史,通過歷史的描述和闡釋來揭示歷史上絲綢之路形成的動因、發展過程及其作用,尤其是經由絲綢之路而發生的人群之間的交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鑒,從而在一定意義上為當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和對話提供歷史的借鑒和理論支撐。
         
          通過絲路考古,可以更加深刻地認識古代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古代文化,更加具體地展現不同人群、不同文明在一定的區域內的相互交流、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以及所呈現出的和而不同的景象。譬如,漢長安城遺址曾經發現一批帶有外國字銘文的鉛餅,據夏鼐先生研究是公元1~2世紀安息錢幣的仿制品,并且是在中國境外生產的,說明當時境外錢幣已經東傳到了中國。又譬如,在西安地區曾發現多座北周時期入華粟特人的墓葬,這些墓葬既采用了當地流行的墓葬形制結構,又具有鮮明的異域文化色彩,墓主人都是來自中亞索格底亞那地區的粟特人,他們在這里居住、生活,死后埋葬于該地。再如,廣西合浦漢墓出土了很多外來的物品,包括玻璃器、黃金飾品和陶器等,它們都不是當地所產,漢代合浦當地人使用這些物品說明對于外來物品及文化的接受。與此同時,漢唐時期中國以絲綢為代表的各種物品也傳到了國外,尤其是宋元明時期中國的瓷器大量遠銷歐洲,中國物品的外傳同樣也具有文化傳播和交流的意義。絲路考古從實物資料到歷史認知,從歷史認知再到揭示人的交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對話與融合等理論層面的認識,這就從考古學上證明不同文明間的交流、對話、共存乃至融合,是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有的文化現象,并且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動力。
         
          當然,絲路考古揭示文明互動和互鑒,也為絲路考古的進一步開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無論是中國考古學者走出去到國外進行考古發掘,還是國外的考古學者到中國來進行考古研究,都需要有更廣闊的視野來審視自己、審視別人,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進行比較研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認識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互鑒。在考古文化遺存中,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是本土的?那些文化因素是外來的?哪些是本土文化受到外來文化影響后形成的?凡此種種,都是需要在絲路考古中研究和解決的。 
         
          五、“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考古“走出去”提供嶄新契機
         
          中國社會科學網:“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考古實施“走出去”提供了嶄新的發展契機,在您看來還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大工作的力度?
         
          白云翔: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下,中國考古“走出去”的確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水平,為中國考古“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在我看來,“一帶一路”倡議下做好中國考古“走出去”包括兩個層面:一個是整個的中國考古如何“走出去”的問題,另一個是絲路考古如何走出去的問題。
         
          當今的中國考古學界,總體上表現為一強一弱,中國學者做中國考古很強,但是做外國考古很弱,對于世界考古的發言權相對較少。這就迫切需要中國考古學者在做好中國本土考古研究的同時,加快國外考古的步伐,加強國外考古的研究。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考古就嘗試著走向國外,但那時候很難做到在國外獨立進行考古發掘,更多是參與到國外的考古發掘項目當中去。新世紀以來,在研究中華文明起源、中華古代文明、中西文化交流等重大課題的過程中,人們發現僅僅在國內進行考古發掘是不夠的,還必須走出去到外國去進行考古發掘。于是,內蒙古、四川、陜西、湖南和云南等地的考古研究機構曾先后派遣考古隊到蒙古國、越南、孟加拉國、柬埔寨、哈薩克斯坦等國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北京大學、西北大學、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等先后在肯尼亞、烏茲別克斯坦、伊朗和越南等國進行了考古調查和發掘等。就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而言,目前在烏茲別克斯坦的明鐵佩城址、洪都拉斯的科潘遺址的考古工作都取得了很大進展。應該說,在“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外國考古乘勢而上,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今后,隨著“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進一步實施、我國經濟的增長、學術研究的進步和國家的重視,我國的外國考古將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
         
          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講,中國考古“走出去”首先要絲路考古“走出去”。過去,絲綢之路沿線考古主要集中在中國境內,這當然是最基本的,但現在需要逐步開展境外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有關城址、墓葬和寺廟遺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強。陸上絲路考古是這樣,海上絲路考古同樣也是這樣,東南亞、印度洋北海岸、非洲東海岸等地區的城址、港口以及沉船等的考古調查和發掘,也需要逐步介入。在做好國內絲路考古資料的獲取和整理的基礎上,要加強國外絲路考古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加強外國絲路考古資料和國內絲路考古資料的比較研究,以便科學地區分和認識哪些是外來的,哪些是中國的,哪些是外來文化影響了中國,哪些是中國文化“走出去”影響了國外人們的生產和生活。
         
          文明的交流和互鑒一定是雙向的、相互的,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區域,這種對話和影響的主次差別很大。在中國歷史上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外文化交流的主旋律是中國文化“走出去”,從漢代絲綢、漆器和銅制品的外傳到宋元明時期的瓷器外銷等,其背后是中國文化不斷走向世界。這方面的研究需要進一步加強,從而更好地闡釋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責編:李來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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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帶一路”倡議下的“絲路考古”——訪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長白云翔

        發布時間: 2017-06-02

          導言:“一帶一路”倡議在全球范圍內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絲路考古”是近年來我國考古學界的重要工作之一。針對“絲路考古”的基本內涵、發展歷程、主要成就、考古視角下的文明互鑒以及中國考古“走出去”等問題,中國社會科學網記者采訪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原副所長、博士生導師白云翔研究員。
        白云翔先生接受采訪 本網記者 齊澤垚/攝 
         
          一、“絲路考古”有三個層面的基本內涵
         
          中國社會科學網:白先生,您好!首先感謝您在百忙之中接受中國社會科學網的采訪。“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后,在全球范圍內引起了巨大的反響,短短幾年的時間已經取得了巨大的成就。“絲路考古”是近年來我國考古學界的重要工作之一,請您為我們簡單界定一下“絲路考古”的基本內涵?
         
          白云翔:絲路考古是近年來一個很熱的學術課題,也是社會很關注的話題。絲路考古的概念在學術界多有討論,但還不夠深入。
         
          按照我的理解,絲綢之路考古應該包括幾層含義。一是指歷史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重要遺址點的考古工作。既然絲綢之路稱之為“路”,本身代表了一種“線”性的文化遺產。“線”本身難以保留下來,但是“線”是由若干點組成的,因此,絲綢之路沿線的古代城址、聚落、墓地、寺廟遺址等的考古,就是這條“線”上的一個一個“點”的考古,這是最基本的。二是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考古工作。“點”被串聯成“線”,也就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串聯了起來。因此,絲路考古中“點”的考古是基本的,但又不能僅僅局限于這些孤立的“點”,而是要擴大到沿線國家和地區,也就是這些“點”所在國家和地區的考古。因為,這些“點”是作為所在地的“點”而存在的,是跟其所在地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密不可分的“點”。無論是陸上絲綢之路考古還是海上絲綢之路考古,都應該是這樣。三是通過絲綢之路考古來了解、認識、研究歷史上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的社會、歷史和文化及其變遷。絲綢之路作為一個重要的路線把不同的國家和地區串聯起來,人群的移動、人員的交往、經貿的往來、文化的交流、文明的互鑒等在廣闊的范圍內得以實現,不同程度地推動了各地社會歷史的進步和文明的發展。因此,絲路考古并不僅僅是把歷史上遺留下來的歷史文化遺存發掘出來就行了,而且還要解釋這些文化遺存所蘊含的歷史、文化和人的活動,換句話說,就是要通過絲綢之路沿線城址、聚落、墓葬和寺廟等遺址及其所在地的考古發掘和研究,來揭示絲綢之路發生、發展和演變的歷史過程,闡釋絲綢之路在當地社會歷史發展進程中產生的作用、在不同國家和地區的文化交流和文明互鑒中發揮的作用、在人類文明史上的地位和作用等。我想,絲路考古只有達到了這樣的高度和深度,而不是僅僅局限于某些遺址點以及某些地區的考古發掘,絲路考古的重要性才能真正顯現出來,絲綢之路的內涵尤其是它在人類歷史上的地位和作用才能夠真正揭示出來。
         
          二、“絲路考古” 經歷了三個研究階段
         
          中國社會科學網:近年“絲路考古”是學界關注的熱點,請您為我們介紹一下“絲路考古” 經歷了那些重要的研究階段?
         
          白云翔:據我的理解,絲路考古大體上經歷了三個階段。
         
          第一個階段,是新中國成立以前。當時,沒有“絲路考古”的概念,也談不上“絲路考古”,但是,我國境內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的考古活動是有所開展的。譬如,20世紀初葉,瑞典學者斯文·赫定在新疆古樓蘭遺址的發掘,英籍學者斯坦因在新疆尼雅遺址、丹丹烏里克遺址的發掘以及在甘肅敦煌、酒泉等地的考察,20世紀40年代,西北科學考察團在甘肅敦煌、武威等地的考察和考古發掘等,都是在絲綢之路沿線地區進行的考古活動。當然,這些考古活動還談不上是“絲路考古”,尤其是外國人在新疆等地的考察活動大多帶有探險的性質,但我國境內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的考古畢竟是由此肇始的。
         
          第二個階段,是新中國成立后一直到上世紀末,前后持續大約半個世紀。這一時期,我國境內的絲綢之路沿線地區進行了大量的考古發掘和研究工作。就陸上絲綢之路考古來說,從絲路起點西安漢長安城遺址、唐長安城遺址,東端的漢魏洛陽城和隋唐洛陽城遺址,到河西走廊地區、新疆地區等的考古工作大規模展開;在新疆地區,從1957年黃文弼率隊考察哈密、伊犁、焉耆、庫車和阿克蘇、喀什、和闐等地的100多處古城址和寺廟遺址,到后來高昌故城、交河故城和北庭故城等古城址、古墓葬和寺廟遺址等的考古發掘,都逐步展開。就海上絲綢之路考古來說,從南海沿岸的廣州(漢代的番禺)、合浦,到東海沿岸的廈門、泉州、寧波等地,也都進行了大量的考古工作。當然,這一時期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的考古主要是著眼于中華文明研究、區域文化研究和中西文化交流研究等開展的,并不是作為“絲路考古”進行的。盡管如此,也正是這一時期絲綢之路沿線地區及重要遺址點的考古工作及其成果,為后來的“絲路考古”的提出和深入開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第三個階段,是新世紀以來的十多年,“絲路考古”被明確提出,絲路考古進一步深入。進入新世紀之后,中西文化交流研究更加受到學術界關注,而絲綢之路是首當其沖的課題;同時,絲綢之路申遺被正式提上國家文化遺產事業的議事日程。在這樣的背景之下,絲綢之路沿線各遺址點的田野考古繼續進行,而更多的是以前50年的考古為基礎進行綜合研究和深化研究,以及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展示,絲路考古作為一個體系逐漸構建起來。
         
          中國社會科學網:取得了哪些主要成就?
         
          白云翔:我國的絲路考古成就巨大,三言兩語難以說清楚,但大體可以從兩個方面來看。一方面,是絲綢之路沿線重要遺址點的考古成就,如陸上絲綢之路上的河南漢魏洛陽城遺址和隋唐洛陽城遺址,西安的漢長安城遺址和唐長安城遺址,甘肅的鎖陽城遺址、懸泉置遺址和玉門關遺址,新疆的高昌故城、交河古城和北庭故城遺址等,通過大量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揭示了其文化內涵,于是成為“絲綢之路長安-天山廊道路網”世界文化遺產的重要節點;海上絲綢之路沿線的合浦、廣州、廈門、泉州、福州和寧波等港口城市的若干重要遺址和墓地,也開展了大量的考古工作,取得了豐碩成果,從而為海上絲綢之路申遺提供了強有力的學術支撐。另一方面,是絲綢之路沿線地區的考古成就,包括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如陸上絲綢之路沿線,從中原地區、關中地區到河西走廊、新疆地區,海上絲綢之路沿線,從南海沿岸地區到東海以及黃海沿岸地區,歷史時期的考古全面展開,綜合研究成果豐碩,從考古學上深刻揭示了這些地區的古代文化及其發展演變,為全面了解絲綢之路開辟、形成和發展演變的歷史文化背景,為深刻認識絲綢之路與各個地區乃至整個中華文明發展的內在聯系等,提供了豐富而翔實的實物資料和考古學認知。
         
          三、兩種歷史資料互動,加強絲路考古研究
         
          中國社會科學網:“絲路考古”屬于歷史時期的考古發掘和研究,歷史時期的文獻記載對于進行考古研究工作有哪些主要的幫助?
         
          白云翔:歷史時期考古和史前考古有著很大的區別。歷史時期考古和史前考古都是運用科學發掘等手段來獲取實物資料,但對實物資料的科學闡釋,史前考古主要依靠考古學研究本身以及同自然科學、人類學等學科的結合,而歷史時期有了文字記錄,因此歷史時期考古必須要和文獻記載結合起來,這是歷史時期考古有別于史前考古的根本特征之一。盡管史前時期的不同地區之間也存在著文化交流,但絲綢之路的形成和發展完全是歷史時期的事情,因此,絲路考古就離不開文獻,并且兩者需要緊密結合。
         
          至于歷史文獻在絲路考古中的作用,大致可以從以下幾個方面來理解。首先,歷史文獻可以為絲路考古提供整體的、宏觀的歷史背景和歷史發展脈絡,使我們在絲路考古過程中,能夠把具體的考古實物材料及其闡釋放在大的歷史框架和背景之下進行觀察和分析。其次,在各種具體問題的研究中,譬如城址、墓葬、寺廟等絲綢之路節點以及路線等的研究中,歷史文獻可以起到十分重要的線索、引導和證據作用。比如,我們之所以認為陸上絲綢之路形成于漢武帝時期,是因為《史記·大宛列傳》當中記述了張騫出使西域及其所到之處;海上絲綢之路形成于漢代,也是因為《漢書·地理志》和《后漢書·西域傳》等記述了兩漢時期開辟了通過南海、印度洋航路與西方進行海上貿易、人員往來等海上通路以及節點性港口城市等。這些記載為研究當時絲綢之路的路線、節點城市、貿易商品等各個方面提供了不可缺少的線索和證據。第三,各種考古材料的具體的梳理和解讀,同樣離不開與文獻史料的緊密結合。考古實物資料和歷史文獻資料作為史學研究最基本的兩種史料,都有其科學性,但也都存在著局限性。歷史文獻資料并不是歷史的全部記錄,并且經過了人為的加工整理;考古實物資料是客觀存在的,但又是局部的、零散的和不完整的。承認其科學性,是從事歷史研究的基礎,但同時也應看到其局限性,兩者是辯證統一的關系。正因為如此,在古代社會歷史研究中,兩者的結合就是必然的和必須的,也只有兩者有機結合,才能把把古代史研究不斷引向深入。歷史上絲綢之路的研究,同樣如此。這里需要說明的是,考古材料和文獻材料在古代史研究中都是不可缺少的,但兩者的功能和側重點有所不同。就歷史時期的考古材料來說,主要是在大的社會歷史和文化發展脈絡基本清晰的背景之下,用于物質文化的研究、精神文化的物化研究和社會生活的具象化、實證化研究,從而研究當時社會歷史和文化的發展,因為考古材料是物質的、具體的、實實在在的,而不是抽象的。
         
          四、“絲路考古”更好地揭示文明的互動、互鑒
         
          中國社會科學網:在您看來“絲路考古”對于推動不同文化間的交流、對話產生了哪些積極的影響?
         
          白云翔:在人類歷史的發展過程當中,人群之間的交往、文化的交流、文明的對話和文明的互鑒是一種常見的現象,也是推動人類歷史進步的重要動力。換句話說,人類文明是在相互借鑒、對話融合的過程中不斷發展起來的。“絲路考古”可以更好地揭示歷史上文明的互動和互鑒。
         
          絲路考古可以通過考古發掘獲得實物資料,通過解讀實物資料來描述歷史、闡釋歷史,通過歷史的描述和闡釋來揭示歷史上絲綢之路形成的動因、發展過程及其作用,尤其是經由絲綢之路而發生的人群之間的交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互鑒,從而在一定意義上為當今世界不同文明之間的交流和對話提供歷史的借鑒和理論支撐。
         
          通過絲路考古,可以更加深刻地認識古代不同國家和地區的古代文化,更加具體地展現不同人群、不同文明在一定的區域內的相互交流、相互碰撞和相互融合以及所呈現出的和而不同的景象。譬如,漢長安城遺址曾經發現一批帶有外國字銘文的鉛餅,據夏鼐先生研究是公元1~2世紀安息錢幣的仿制品,并且是在中國境外生產的,說明當時境外錢幣已經東傳到了中國。又譬如,在西安地區曾發現多座北周時期入華粟特人的墓葬,這些墓葬既采用了當地流行的墓葬形制結構,又具有鮮明的異域文化色彩,墓主人都是來自中亞索格底亞那地區的粟特人,他們在這里居住、生活,死后埋葬于該地。再如,廣西合浦漢墓出土了很多外來的物品,包括玻璃器、黃金飾品和陶器等,它們都不是當地所產,漢代合浦當地人使用這些物品說明對于外來物品及文化的接受。與此同時,漢唐時期中國以絲綢為代表的各種物品也傳到了國外,尤其是宋元明時期中國的瓷器大量遠銷歐洲,中國物品的外傳同樣也具有文化傳播和交流的意義。絲路考古從實物資料到歷史認知,從歷史認知再到揭示人的交往、文化的交流和文明的對話與融合等理論層面的認識,這就從考古學上證明不同文明間的交流、對話、共存乃至融合,是人類社會自古以來就有的文化現象,并且是人類文明進步的一個重要動力。
         
          當然,絲路考古揭示文明互動和互鑒,也為絲路考古的進一步開展提出了新的要求。無論是中國考古學者走出去到國外進行考古發掘,還是國外的考古學者到中國來進行考古研究,都需要有更廣闊的視野來審視自己、審視別人,只有這樣才能更好地進行比較研究,才能更深刻地理解和認識不同文明的交流和互鑒。在考古文化遺存中,究竟哪些文化因素是本土的?那些文化因素是外來的?哪些是本土文化受到外來文化影響后形成的?凡此種種,都是需要在絲路考古中研究和解決的。 
         
          五、“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考古“走出去”提供嶄新契機
         
          中國社會科學網:“一帶一路”倡議為中國考古實施“走出去”提供了嶄新的發展契機,在您看來還需要在哪些方面加大工作的力度?
         
          白云翔:在“一帶一路”的倡議下,中國考古“走出去”的確迎來了千載難逢的機遇。我國的經濟實力和科技實力都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發展水平,為中國考古“走出去”提供了重要的物質基礎。在我看來,“一帶一路”倡議下做好中國考古“走出去”包括兩個層面:一個是整個的中國考古如何“走出去”的問題,另一個是絲路考古如何走出去的問題。
         
          當今的中國考古學界,總體上表現為一強一弱,中國學者做中國考古很強,但是做外國考古很弱,對于世界考古的發言權相對較少。這就迫切需要中國考古學者在做好中國本土考古研究的同時,加快國外考古的步伐,加強國外考古的研究。在上世紀90年代,中國考古就嘗試著走向國外,但那時候很難做到在國外獨立進行考古發掘,更多是參與到國外的考古發掘項目當中去。新世紀以來,在研究中華文明起源、中華古代文明、中西文化交流等重大課題的過程中,人們發現僅僅在國內進行考古發掘是不夠的,還必須走出去到外國去進行考古發掘。于是,內蒙古、四川、陜西、湖南和云南等地的考古研究機構曾先后派遣考古隊到蒙古國、越南、孟加拉國、柬埔寨、哈薩克斯坦等國進行考古調查和發掘,北京大學、西北大學、南京大學和中山大學等先后在肯尼亞、烏茲別克斯坦、伊朗和越南等國進行了考古調查和發掘等。就社科院考古研究所而言,目前在烏茲別克斯坦的明鐵佩城址、洪都拉斯的科潘遺址的考古工作都取得了很大進展。應該說,在“一帶一路”的大背景下,外國考古乘勢而上,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績。今后,隨著“一帶一路”國家戰略的進一步實施、我國經濟的增長、學術研究的進步和國家的重視,我國的外國考古將進入一個快速發展時期。
         
          從另外一個層面來講,中國考古“走出去”首先要絲路考古“走出去”。過去,絲綢之路沿線考古主要集中在中國境內,這當然是最基本的,但現在需要逐步開展境外絲綢之路沿線國家和地區有關城址、墓葬和寺廟遺址的考古調查和發掘,這方面的工作亟待加強。陸上絲路考古是這樣,海上絲路考古同樣也是這樣,東南亞、印度洋北海岸、非洲東海岸等地區的城址、港口以及沉船等的考古調查和發掘,也需要逐步介入。在做好國內絲路考古資料的獲取和整理的基礎上,要加強國外絲路考古資料的搜集和整理,加強外國絲路考古資料和國內絲路考古資料的比較研究,以便科學地區分和認識哪些是外來的,哪些是中國的,哪些是外來文化影響了中國,哪些是中國文化“走出去”影響了國外人們的生產和生活。
         
          文明的交流和互鑒一定是雙向的、相互的,但是在不同的歷史時期、不同的區域,這種對話和影響的主次差別很大。在中國歷史上相當長的歷史時期內,中外文化交流的主旋律是中國文化“走出去”,從漢代絲綢、漆器和銅制品的外傳到宋元明時期的瓷器外銷等,其背后是中國文化不斷走向世界。這方面的研究需要進一步加強,從而更好地闡釋中華文明在世界文明發展進程中的地位和作用。
         
        (責編:李來玉)
         

        作者:齊澤垚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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