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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風采
        我從宿白師學版本
        發布時間:2017-08-03    文章出處:“紙上考古”微信公眾號    作者:張玉范    點擊率:
          宿白先生長期從事歷史考古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研究范圍較廣博,專長魏晉南北朝隋唐考古、宋元考古、佛教考古和古代建筑,是當今我國在歷史考古學上的一位集大成者。先生既重視考古學的實踐,又重視歷史文獻的研究和兩者結合,對于文獻的研究,先生常說,對于出土文物而言,歷史文獻可以幫助你找到解決疑難問題的線索和根據。先生對中國古代印刷術和古籍版本學也頗有成就,199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先生的《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是先生在版本學及古籍目錄學的代表著作。我雖是考古專業畢業,但我跟先生真正學習的卻是版本學。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幾十年間,一直受到先生的教導,1978年先生招研究生,我也去聽先生的佛教目錄學課程。我的研究題目許多都是先生指導的。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


        《漢文佛籍目錄》,文物出版社,2009年

          先生的版本目錄學水平和他曾在圖書館工作分不開的。1944年先生在北大歷史系畢業,后在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考古組做研究生,這期間先生學習多門課程,包括中西交通、民族學、中國古代神話、卜辭研究、金石學,還有版本目錄學。1940年北京大學圖書館收得我國著名藏書家李盛鐸木樨軒的藏書9千多種。這些書一直沒有編目。抗戰勝利以后,宿白先生被分配到北大圖書館,參加李盛鐸藏書編目。多年的編目工作,使得先生對李氏書非常熟悉,在李氏書編成書本目錄時,先生在為李氏書目起草的引言中對李氏書做了十分正確的評價:“李氏木樨軒藏書9087種,58385冊,其中名貴的舊刊本和罕見本占全書三分之一強,這批書是北京大學藏書中最有學術價值的專藏之一”,“李盛鐸氏是一個近代最負重望的的藏書家,……盡收湘人袁漱六(芳瑛)藏書,又因光緒年間出使日本……盡購國內不常見或久佚之書以歸。其中日本古活字本、古刻本和古抄本,以及朝鮮古刻本尤多。1911年以后,旅居京津,又經常到琉璃廠訪書,當時著名私家藏書散入廠市者如曲阜孔氏、商丘宋氏、意園盛氏、聊城楊氏,藏書中的精華亦多轉歸李氏。他又喜歡校勘書籍,數十年如一日,一書一校再校至于三四校,牢守蘇州派藏書家死校之法,不輕下斷語,每書后多自寫題跋,述得書經過,版本源流,和書林遺事甚詳,有黃蕘圃、顧千里遺風。在近代藏書家中,方面既廣,質量又高,當首推李氏矣。”此文對李氏書中純版本性的古書,包括佛教經典的古籍、應用科學的古籍,以及抄本、稿本、名人手校題跋本都做了論述和評說,文雖然字數不多,但卻看出先生對李氏書研究情況。在1948年紀念北京大學五十周年出版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錄》中,收錄先生撰寫的朝鮮、日本版部分。不僅如此,先生對原老北大和老燕大所藏古籍也都很熟悉。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北京大學圖書館編,1956年

          壹  初學版本

          1973年我從鄭州市博物館調回北大,在圖書館善本室工作。當時由于原來負責善本室的蔡成瑛老師去勞動鍛煉,就我一個人負責,既管庫取書,又借閱。那時文革尚未結束,整天還是搞運動、開會,到圖書館讀書的人不多,但先生卻是善本室的常客,他為教學和研究經常查閱古籍,于是我有了請教先生的機會。我是考古專業畢業,對圖書館并不熟悉,先生給我訂了學習計劃,讓我先讀幾本書,如葉德輝的《書林清話》,劉國均先生的《中國書史簡編》,張秀民先生的《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等等。我認真的讀并仔細做筆記。1976年的一天,先生到圖書館,手里拿著一個很破舊的筆記本對我說,這是30年代趙萬里先生在清華大學講課時,孫作云先生的聽課筆記,你把它抄一遍。我翻看了一下,雖是聽課筆記,字跡比較潦草,但基本上可以看懂。有版本學、目錄學,還有關于詞曲的內容,其中也有孫先生的按語。于是,我利用工作之余,仔細地抄寫,到1978年我把筆記全部抄完,還給先生,先生說,孫先生已作古,啥時候給他的家人寄回去。先生還看了我抄的筆記,中間有我不懂畫問號的地方,先生用鉛筆注出,并改正其中的錯別字。這些書籍的學習,為我奠定了版本目錄學的基礎知識。先生告我說,北大的善本藏書都很重要,尤其是李氏書,要研究。


        《書林清話》,中華書局,1957年


        趙萬里先生

          1981年,我從原北大藏的善本書中找到《李盛鐸藏書書目提要》,此書是李盛鐸手稿,全書24冊,黃綠格紙書寫,行草,其中勾畫涂抹處不少,大都記述原書序跋、卷帙編次、行格字數、版心題字、刻工姓名、諱字、牌記等等。我把書拿給先生看,我問先生,李氏的手稿為什么在老北大的書中,而不在李氏書中?先生說,李氏書也有少量散出,此書建國初期由科學院圖書館購得,因李氏書藏在北大,承科學院圖書館轉讓給北大圖書館。又說很重要,要把它整理出來,另外還有一部分內容也要加進去,那就是把李氏的題記也要輯錄出來。先生說,“提要”之名不正確,是圖書館編目時自定的,稱“書錄”比較恰當;如再加入“題記”,可稱作《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于是,我利用工作之余,一邊核對書籍一邊整理,有問題便請教先生,1983年完成,1985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的整理對我來說是業務上的一次很大提高。


        《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貳  先生指導我研究版本

          1983年的一天,先生拿來《文物》1964年4期,其中一篇是先生撰《居庸關過街塔考稿》。先生說,“居庸關過街塔塔銘”原是《永樂大典·順天府》記載的,李氏書中的抄本《順天府志》是繆荃孫從《永樂大典》中抄出的,孤本,僅存八卷,很重要,讓我好好看看。我仔細讀了先生的文章。居庸關過街塔,即“居庸關云臺”,1961年3月公布列為第一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是元代的重要建筑物,現只存塔基。在元亡塔毀之后,其原來的情況亦不可知。先生搜集史料,發現元代熊夢祥記錄此塔有關資料四則,其中繆抄《順天府志》中竟發現已佚的歐陽玄撰《居庸關過街塔塔銘》全文。先生旁征史料,考證事跡,敘過街塔的興建沿革,形制意義及券壁雕飾等,并繪出該塔形狀示意圖,加圖說。文章考證極詳,尤其是注文的考證,引用大量文獻,好像許多文獻先生都爛熟于心,就連繆荃孫的日記手稿有關抄寫《順天府志》內容先生也查到了。另“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碑文也是順天府中記載的,先生也作了詳細的校注,文章發表在1956年《北京大學學報》1期。我仔細地研究了繆抄本《順天府志》,并在先生研究的基礎上撰文一篇,考證了繆氏抄校《永樂大典·順天府》的由來,又根據現存《大典》中的志書,推測《順天府志》的缺卷子目和其它各府志撰修的時間,說明其是現存北京最早的志書,記錄許多已佚的事跡,是研究北京歷史的重要參考書。文章寫好后,先生提了修改意見,又為我改了標題,說,就作為讀書筆記吧,可名為《讀繆荃孫抄校本<永樂大典·順天府>》,并推薦到《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發表。因為此書的重要,先生說,可推薦出版。我與北大出版社聯系,北大出版社王世厚和李一華老師十分重視,我又向他們推介了繆荃孫的《藝風老人日記》手稿,出版社將兩書先后進行了影印。我還參加了《藝鳳老人日記》書名索引的整理。


        《居庸關過街塔考稿》,《文物》1964年4期

          1987年,北大購買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文淵閣《四庫全書》一部,先生對我說,北大圖書館藏四庫底本不少,有時間寫寫文章。又說,《四庫全書》中收有宋樓鑰《攻媿先生文集》,可用館藏宋本對照一下。我館藏本原為燕京大學圖書館舊藏,缺第一冊目錄第一卷,1961年,經中國書店幫助從天津購歸。全書歐體大字,印制精美。作者樓鑰,字大防,浙江鄞縣人,宋隆興元年(1163)進士。歷官參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逝于嘉定六年(1213)。鑰學識淵博,文章淹雅。為官時,政府之制誥多出其手。在南宋詞臣中,也是很有名的。樓鑰不僅是一個文學家,又是政治家,是著名詞臣,他的許多文章都涉及國家大事,因此《攻媿集》的史學價值也是很重要的。此書自宋代刻版以來,從未刻過。乾隆年間修文淵閣《四庫全書》時,是用了"兩淮鹽政采進"的一個舊抄本,當時并未看到宋刻本。一開始時,我有空就把書從庫中取出核對,先核對類目,發現四庫本幾乎將類目編次全部改變。全集30多個類目,只有兩類順序與宋本基本相同,其余均有改變。我數了一下,共有2700多篇文字,四庫本幾乎全部打散重編,要想搞清楚,必須作成卡片一篇篇地去核對(那時電腦尚未普及),再加上文字部分,也要進行核對,工作量是相當大的。每次取書核對不了多少就要還庫,宋版書是不可以在書庫外過夜的,所以進展十分緩慢,真不知何時能完成。后來因王永興先生讓我整理館藏敦煌卷子,就把這事耽誤了。直到2002年北大購買了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以后,我才把這件事做完,寫成《<攻媿集>宋本、武英殿聚珍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之比較》一文。將宋刻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及據《四庫全書》排印的武英殿聚珍本作了全面的比較,發現不僅館臣對底本的改易刪削或增改很多,文淵閣本的錯誤也很多。在核對武英殿聚珍本時,發現聚珍本雖然是依據《四庫全書》刊印,與四庫本的編次類目均相同,但在文字校勘上,實際上比《四庫全書》要好的多,四庫本的許多錯誤,聚珍本都有改正。由于四庫本使用的底本為舊抄本,流傳既久,多所佚誤,再加上館臣的刪削妄改,四庫本、聚珍本已改變了原書的面貌,惟賴宋本之存在才得以還其本來。在比較過程中,發現三者還可以互補。宋本所缺中有11卷,可以以四庫本、聚珍本補充之。宋本的一些缺葉,部分也可以補上。同時發現宋本的錯誤四庫本也有校改者。如果以宋本為主,用聚珍本補充宋本就可以得到一部比較完整的(實際只缺六卷)《攻媿集》。初稿完成后,我請先生看,先生說,這篇文章你怎么寫了這么多年?我笑而不答,心想,已經跨世紀了。先生看后說,還缺少檔案中的史料,《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已出版,可以查一下。我又查了檔案史料,補充了有關修四庫時“秉承圣訓”掣毀、銷毀、抽毀、改易、刪削和增改圖書的內容,從而對《四庫全書》有了更明確的認識。我真佩服先生對史料的熟悉,不僅是古代文獻,而且,他總能在繁多的出版史料中發現新的資料。那時候是沒有網絡的,先生的腦子就像計算機。文章改好后,先生將此文推薦到《國學研究》,發表在第11期。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攻媿先生文集》,宋四明樓氏家刻本

          1998年是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我和沈乃文老師商量出一本我館藏善本書圖錄,我請先生幫助選書,并為此書寫序。先生共選出宋元本90種,明刻本20種,抄本、稿本、校本31種,古代日本朝鮮本19種;只有活字本、套印本和彩繪本12種是我選的,先生問我為什么選這些書,我說是為了增加一些色彩,先生笑了。由于在拍照時,有一種書放錯架,沒有找到,只好換了另一種,所以出版時與先生所選目錄略有出入。書名也是先生建議的,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所收圖書均為精品,代表北大圖書館的藏書水平。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張玉范向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圖書館蘇秉琦圖書室贈送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題簽

          叁  我讀先生的《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術是我國的四大發明之一,對于雕版印刷術的起源和發展國內不乏研究者,而先生的研究則是內容最為全面,資料最為豐富,也是最能讓人信服的。至今這方面的研究也無人能超越先生。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先生送給我一本,說“看著玩吧。”我認真地讀了先生的書。這本書是一個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研究的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史,是當今一部研究雕版印刷史最高水平的著作。在第一章“唐五代時期雕版印刷手工業的發展”中,有關印刷術的發明,先生總結之前學者的研究,說明自己的認識。在“五代十國時期雕版印刷的發展”一節,先生一方面據敦煌發現的印刷品和歷史文獻,同時,結合近年新增的考古發現,豐富了五代刻書的內容。王國維先生的《五代兩宋監本考》對北宋國子監刻書作了較為詳細的考證,先生在此基礎上,又根據新發表的史料重輯相關資料,研究又有較大擴展和更為詳細,進一步全面地研究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術的發展,不僅有官府印書,還包括私人刻書和書坊刻書。對宋代印刷史的論述,北宋從太祖、太宗、真宗,及神宗、哲宗和徽宗六個時期雕版印刷,根據各個時期政治需求、經濟狀況,史書所記載的官私印書機構所刻印的圖書種類、特點,按年代順序一一用圖表列出。分析考證極為詳盡。南宋部分,先生在1960年出版的《宋元考古學·南宋的手工業》一文中已有論述,這里先生利用現存宋版書和版畫,幾乎使用了國家圖書館所藏全部宋版書,一一記錄刻書地點、刻工姓名、版刻特點,進行全面探索,認為“雕版印刷業在南宋是一個全面發展的時期,中央和地方官府、學宮、寺院、私家和書坊都從事雕版印刷,雕版數量多,技藝高,印本流傳范圍廣,不僅是空前的,甚至有些方面明清兩代也很難與之相比”。對經濟文化發達,又盛產紙張的兩浙、福建、四川,以及發展較遲的江淮湖廣,通過實例分析探究,將雕版印刷的地方特征和刊工的活動情況一一考證,并用了8個表格,列出各地區刻工互見情況。先生還根據現存的南宋四部私家目錄的著錄,分甲、乙、丙、丁(經、史、子、集)四類,按著書籍的刊刻地列表統計,以說明刻書類別、數量和刻印地點逐漸增加的情況。


        臨安附近和兩浙其他地區刊工互見例,《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例表三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圖版1a、b

          通觀全書,所用資料十分豐富,不僅有大量的史書,還有類書,古代目錄學書籍,以及宋人的文集和新出土的考古材料等等。初步統計,全書引述的書名、篇名、論文和印刷品名稱就達1370多種。先生對很多問題的論述,都是在文字敘述基礎上再加分類列表,總共用了20多個表格詳加分析,用功之深可見一斑。先生對史料的熟悉和運用達到令人驚嘆的地步,可以看出先生廣博的知識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先生的水平是后人無法企及的。此書獲得2003年第五屆國家圖書獎(國家獎)是當之無愧的。

          此文在紀念先生九十大壽時寫成,《版本目錄學研究·第四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刊用,先生九十五大壽再次發表,略有修改。先生說,我是他在版本目錄學上唯一的學生,在此感謝先生對對我多年的教誨。


        張玉范看望宿先生


        責編:韓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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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風采

        我從宿白師學版本

        發布時間: 2017-08-03

          宿白先生長期從事歷史考古學的教學和研究工作,研究范圍較廣博,專長魏晉南北朝隋唐考古、宋元考古、佛教考古和古代建筑,是當今我國在歷史考古學上的一位集大成者。先生既重視考古學的實踐,又重視歷史文獻的研究和兩者結合,對于文獻的研究,先生常說,對于出土文物而言,歷史文獻可以幫助你找到解決疑難問題的線索和根據。先生對中國古代印刷術和古籍版本學也頗有成就,1999年文物出版社出版先生的《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是先生在版本學及古籍目錄學的代表著作。我雖是考古專業畢業,但我跟先生真正學習的卻是版本學。在北大圖書館工作的幾十年間,一直受到先生的教導,1978年先生招研究生,我也去聽先生的佛教目錄學課程。我的研究題目許多都是先生指導的。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


        《漢文佛籍目錄》,文物出版社,2009年

          先生的版本目錄學水平和他曾在圖書館工作分不開的。1944年先生在北大歷史系畢業,后在北大的文科研究所考古組做研究生,這期間先生學習多門課程,包括中西交通、民族學、中國古代神話、卜辭研究、金石學,還有版本目錄學。1940年北京大學圖書館收得我國著名藏書家李盛鐸木樨軒的藏書9千多種。這些書一直沒有編目。抗戰勝利以后,宿白先生被分配到北大圖書館,參加李盛鐸藏書編目。多年的編目工作,使得先生對李氏書非常熟悉,在李氏書編成書本目錄時,先生在為李氏書目起草的引言中對李氏書做了十分正確的評價:“李氏木樨軒藏書9087種,58385冊,其中名貴的舊刊本和罕見本占全書三分之一強,這批書是北京大學藏書中最有學術價值的專藏之一”,“李盛鐸氏是一個近代最負重望的的藏書家,……盡收湘人袁漱六(芳瑛)藏書,又因光緒年間出使日本……盡購國內不常見或久佚之書以歸。其中日本古活字本、古刻本和古抄本,以及朝鮮古刻本尤多。1911年以后,旅居京津,又經常到琉璃廠訪書,當時著名私家藏書散入廠市者如曲阜孔氏、商丘宋氏、意園盛氏、聊城楊氏,藏書中的精華亦多轉歸李氏。他又喜歡校勘書籍,數十年如一日,一書一校再校至于三四校,牢守蘇州派藏書家死校之法,不輕下斷語,每書后多自寫題跋,述得書經過,版本源流,和書林遺事甚詳,有黃蕘圃、顧千里遺風。在近代藏書家中,方面既廣,質量又高,當首推李氏矣。”此文對李氏書中純版本性的古書,包括佛教經典的古籍、應用科學的古籍,以及抄本、稿本、名人手校題跋本都做了論述和評說,文雖然字數不多,但卻看出先生對李氏書研究情況。在1948年紀念北京大學五十周年出版的《北京大學圖書館善本書錄》中,收錄先生撰寫的朝鮮、日本版部分。不僅如此,先生對原老北大和老燕大所藏古籍也都很熟悉。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李氏書目》,北京大學圖書館編,1956年

          壹  初學版本

          1973年我從鄭州市博物館調回北大,在圖書館善本室工作。當時由于原來負責善本室的蔡成瑛老師去勞動鍛煉,就我一個人負責,既管庫取書,又借閱。那時文革尚未結束,整天還是搞運動、開會,到圖書館讀書的人不多,但先生卻是善本室的常客,他為教學和研究經常查閱古籍,于是我有了請教先生的機會。我是考古專業畢業,對圖書館并不熟悉,先生給我訂了學習計劃,讓我先讀幾本書,如葉德輝的《書林清話》,劉國均先生的《中國書史簡編》,張秀民先生的《印刷術的發明及其影響》等等。我認真的讀并仔細做筆記。1976年的一天,先生到圖書館,手里拿著一個很破舊的筆記本對我說,這是30年代趙萬里先生在清華大學講課時,孫作云先生的聽課筆記,你把它抄一遍。我翻看了一下,雖是聽課筆記,字跡比較潦草,但基本上可以看懂。有版本學、目錄學,還有關于詞曲的內容,其中也有孫先生的按語。于是,我利用工作之余,仔細地抄寫,到1978年我把筆記全部抄完,還給先生,先生說,孫先生已作古,啥時候給他的家人寄回去。先生還看了我抄的筆記,中間有我不懂畫問號的地方,先生用鉛筆注出,并改正其中的錯別字。這些書籍的學習,為我奠定了版本目錄學的基礎知識。先生告我說,北大的善本藏書都很重要,尤其是李氏書,要研究。


        《書林清話》,中華書局,1957年


        趙萬里先生

          1981年,我從原北大藏的善本書中找到《李盛鐸藏書書目提要》,此書是李盛鐸手稿,全書24冊,黃綠格紙書寫,行草,其中勾畫涂抹處不少,大都記述原書序跋、卷帙編次、行格字數、版心題字、刻工姓名、諱字、牌記等等。我把書拿給先生看,我問先生,李氏的手稿為什么在老北大的書中,而不在李氏書中?先生說,李氏書也有少量散出,此書建國初期由科學院圖書館購得,因李氏書藏在北大,承科學院圖書館轉讓給北大圖書館。又說很重要,要把它整理出來,另外還有一部分內容也要加進去,那就是把李氏的題記也要輯錄出來。先生說,“提要”之名不正確,是圖書館編目時自定的,稱“書錄”比較恰當;如再加入“題記”,可稱作《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于是,我利用工作之余,一邊核對書籍一邊整理,有問題便請教先生,1983年完成,1985年由北京大學出版社出版。此書的整理對我來說是業務上的一次很大提高。


        《木樨軒藏書題記及書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85年

          貳  先生指導我研究版本

          1983年的一天,先生拿來《文物》1964年4期,其中一篇是先生撰《居庸關過街塔考稿》。先生說,“居庸關過街塔塔銘”原是《永樂大典·順天府》記載的,李氏書中的抄本《順天府志》是繆荃孫從《永樂大典》中抄出的,孤本,僅存八卷,很重要,讓我好好看看。我仔細讀了先生的文章。居庸關過街塔,即“居庸關云臺”,1961年3月公布列為第一批全國文物保護單位,是元代的重要建筑物,現只存塔基。在元亡塔毀之后,其原來的情況亦不可知。先生搜集史料,發現元代熊夢祥記錄此塔有關資料四則,其中繆抄《順天府志》中竟發現已佚的歐陽玄撰《居庸關過街塔塔銘》全文。先生旁征史料,考證事跡,敘過街塔的興建沿革,形制意義及券壁雕飾等,并繪出該塔形狀示意圖,加圖說。文章考證極詳,尤其是注文的考證,引用大量文獻,好像許多文獻先生都爛熟于心,就連繆荃孫的日記手稿有關抄寫《順天府志》內容先生也查到了。另“大金西京武州山重修大石窟寺碑”的碑文也是順天府中記載的,先生也作了詳細的校注,文章發表在1956年《北京大學學報》1期。我仔細地研究了繆抄本《順天府志》,并在先生研究的基礎上撰文一篇,考證了繆氏抄校《永樂大典·順天府》的由來,又根據現存《大典》中的志書,推測《順天府志》的缺卷子目和其它各府志撰修的時間,說明其是現存北京最早的志書,記錄許多已佚的事跡,是研究北京歷史的重要參考書。文章寫好后,先生提了修改意見,又為我改了標題,說,就作為讀書筆記吧,可名為《讀繆荃孫抄校本<永樂大典·順天府>》,并推薦到《北京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發表。因為此書的重要,先生說,可推薦出版。我與北大出版社聯系,北大出版社王世厚和李一華老師十分重視,我又向他們推介了繆荃孫的《藝風老人日記》手稿,出版社將兩書先后進行了影印。我還參加了《藝鳳老人日記》書名索引的整理。


        《居庸關過街塔考稿》,《文物》1964年4期

          1987年,北大購買臺灣商務印書館影印本文淵閣《四庫全書》一部,先生對我說,北大圖書館藏四庫底本不少,有時間寫寫文章。又說,《四庫全書》中收有宋樓鑰《攻媿先生文集》,可用館藏宋本對照一下。我館藏本原為燕京大學圖書館舊藏,缺第一冊目錄第一卷,1961年,經中國書店幫助從天津購歸。全書歐體大字,印制精美。作者樓鑰,字大防,浙江鄞縣人,宋隆興元年(1163)進士。歷官參知政事、資政殿大學士,逝于嘉定六年(1213)。鑰學識淵博,文章淹雅。為官時,政府之制誥多出其手。在南宋詞臣中,也是很有名的。樓鑰不僅是一個文學家,又是政治家,是著名詞臣,他的許多文章都涉及國家大事,因此《攻媿集》的史學價值也是很重要的。此書自宋代刻版以來,從未刻過。乾隆年間修文淵閣《四庫全書》時,是用了"兩淮鹽政采進"的一個舊抄本,當時并未看到宋刻本。一開始時,我有空就把書從庫中取出核對,先核對類目,發現四庫本幾乎將類目編次全部改變。全集30多個類目,只有兩類順序與宋本基本相同,其余均有改變。我數了一下,共有2700多篇文字,四庫本幾乎全部打散重編,要想搞清楚,必須作成卡片一篇篇地去核對(那時電腦尚未普及),再加上文字部分,也要進行核對,工作量是相當大的。每次取書核對不了多少就要還庫,宋版書是不可以在書庫外過夜的,所以進展十分緩慢,真不知何時能完成。后來因王永興先生讓我整理館藏敦煌卷子,就把這事耽誤了。直到2002年北大購買了文淵閣四庫全書電子版以后,我才把這件事做完,寫成《<攻媿集>宋本、武英殿聚珍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之比較》一文。將宋刻本、文淵閣《四庫全書》本以及據《四庫全書》排印的武英殿聚珍本作了全面的比較,發現不僅館臣對底本的改易刪削或增改很多,文淵閣本的錯誤也很多。在核對武英殿聚珍本時,發現聚珍本雖然是依據《四庫全書》刊印,與四庫本的編次類目均相同,但在文字校勘上,實際上比《四庫全書》要好的多,四庫本的許多錯誤,聚珍本都有改正。由于四庫本使用的底本為舊抄本,流傳既久,多所佚誤,再加上館臣的刪削妄改,四庫本、聚珍本已改變了原書的面貌,惟賴宋本之存在才得以還其本來。在比較過程中,發現三者還可以互補。宋本所缺中有11卷,可以以四庫本、聚珍本補充之。宋本的一些缺葉,部分也可以補上。同時發現宋本的錯誤四庫本也有校改者。如果以宋本為主,用聚珍本補充宋本就可以得到一部比較完整的(實際只缺六卷)《攻媿集》。初稿完成后,我請先生看,先生說,這篇文章你怎么寫了這么多年?我笑而不答,心想,已經跨世紀了。先生看后說,還缺少檔案中的史料,《纂修四庫全書檔案》已出版,可以查一下。我又查了檔案史料,補充了有關修四庫時“秉承圣訓”掣毀、銷毀、抽毀、改易、刪削和增改圖書的內容,從而對《四庫全書》有了更明確的認識。我真佩服先生對史料的熟悉,不僅是古代文獻,而且,他總能在繁多的出版史料中發現新的資料。那時候是沒有網絡的,先生的腦子就像計算機。文章改好后,先生將此文推薦到《國學研究》,發表在第11期。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攻媿先生文集》,宋四明樓氏家刻本

          1998年是北京大學建校100周年,我和沈乃文老師商量出一本我館藏善本書圖錄,我請先生幫助選書,并為此書寫序。先生共選出宋元本90種,明刻本20種,抄本、稿本、校本31種,古代日本朝鮮本19種;只有活字本、套印本和彩繪本12種是我選的,先生問我為什么選這些書,我說是為了增加一些色彩,先生笑了。由于在拍照時,有一種書放錯架,沒有找到,只好換了另一種,所以出版時與先生所選目錄略有出入。書名也是先生建議的,稱《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所收圖書均為精品,代表北大圖書館的藏書水平。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北京大學出版社,1998年


        張玉范向北京大學考古文博學院圖書館蘇秉琦圖書室贈送的《北京大學圖書館藏善本書錄》題簽

          叁  我讀先生的《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

          雕版印刷術是我國的四大發明之一,對于雕版印刷術的起源和發展國內不乏研究者,而先生的研究則是內容最為全面,資料最為豐富,也是最能讓人信服的。至今這方面的研究也無人能超越先生。

          《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文物出版社1999年3月出版,先生送給我一本,說“看著玩吧。”我認真地讀了先生的書。這本書是一個考古學家和歷史學家研究的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史,是當今一部研究雕版印刷史最高水平的著作。在第一章“唐五代時期雕版印刷手工業的發展”中,有關印刷術的發明,先生總結之前學者的研究,說明自己的認識。在“五代十國時期雕版印刷的發展”一節,先生一方面據敦煌發現的印刷品和歷史文獻,同時,結合近年新增的考古發現,豐富了五代刻書的內容。王國維先生的《五代兩宋監本考》對北宋國子監刻書作了較為詳細的考證,先生在此基礎上,又根據新發表的史料重輯相關資料,研究又有較大擴展和更為詳細,進一步全面地研究北宋汴梁雕版印刷術的發展,不僅有官府印書,還包括私人刻書和書坊刻書。對宋代印刷史的論述,北宋從太祖、太宗、真宗,及神宗、哲宗和徽宗六個時期雕版印刷,根據各個時期政治需求、經濟狀況,史書所記載的官私印書機構所刻印的圖書種類、特點,按年代順序一一用圖表列出。分析考證極為詳盡。南宋部分,先生在1960年出版的《宋元考古學·南宋的手工業》一文中已有論述,這里先生利用現存宋版書和版畫,幾乎使用了國家圖書館所藏全部宋版書,一一記錄刻書地點、刻工姓名、版刻特點,進行全面探索,認為“雕版印刷業在南宋是一個全面發展的時期,中央和地方官府、學宮、寺院、私家和書坊都從事雕版印刷,雕版數量多,技藝高,印本流傳范圍廣,不僅是空前的,甚至有些方面明清兩代也很難與之相比”。對經濟文化發達,又盛產紙張的兩浙、福建、四川,以及發展較遲的江淮湖廣,通過實例分析探究,將雕版印刷的地方特征和刊工的活動情況一一考證,并用了8個表格,列出各地區刻工互見情況。先生還根據現存的南宋四部私家目錄的著錄,分甲、乙、丙、丁(經、史、子、集)四類,按著書籍的刊刻地列表統計,以說明刻書類別、數量和刻印地點逐漸增加的情況。


        臨安附近和兩浙其他地區刊工互見例,《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例表三


        《金剛般若波羅蜜經》,《唐宋時期的雕版印刷》圖版1a、b

          通觀全書,所用資料十分豐富,不僅有大量的史書,還有類書,古代目錄學書籍,以及宋人的文集和新出土的考古材料等等。初步統計,全書引述的書名、篇名、論文和印刷品名稱就達1370多種。先生對很多問題的論述,都是在文字敘述基礎上再加分類列表,總共用了20多個表格詳加分析,用功之深可見一斑。先生對史料的熟悉和運用達到令人驚嘆的地步,可以看出先生廣博的知識和嚴謹的治學態度。先生的水平是后人無法企及的。此書獲得2003年第五屆國家圖書獎(國家獎)是當之無愧的。

          此文在紀念先生九十大壽時寫成,《版本目錄學研究·第四輯》(北京大學出版社,2013年)刊用,先生九十五大壽再次發表,略有修改。先生說,我是他在版本目錄學上唯一的學生,在此感謝先生對對我多年的教誨。


        張玉范看望宿先生


        責編:韓翰

        作者:張玉范

        文章出處:“紙上考古”微信公眾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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