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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學者風采
        “實事求是,才能不斷進步”——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
        發布時間:2017-03-22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作者:潘玥斐    點擊率:
          “我是一位在中國考古界內頗具爭議的考古學家,主要因為我的創新或曰標新立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這樣評價自己。關于創新,何努談到了四點心得:一是多學科知識的結合使人廣博,二是有前提的科學假設或假想使人創新,三是寬容與包容有助于學術進步,四是勇于自我否定有助于個人進步。

          對考古充滿熱情

          談到為何會選擇考古專業,何努表示,出于對考古的熱愛,早在高中二年級,他就立志學習考古專業。

          碩士畢業后,何努來到湖北荊州(地區)博物館工作。回顧這段基層考古工作經歷,他表示對其學術的成長極為重要。通過對長江中游地區史前遺址和夏商周時期遺址的發掘與探索,他基本了解了長江中游地區的文明進程和青銅文化結構體系,對后來黃河中游地區文明核心形成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尤其是晉南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與探索,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

          博士畢業后,何努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2002年擔任陶寺城址發掘領隊和山西隊隊長。他帶領山西隊發掘了陶寺城址的中期王陵區,發現了早期的宮殿附屬建筑凌陰、中期宮殿建筑基址、下層貴族居址、觀象祭祀臺、地壇、大型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宮城及城門,基本弄清了陶寺都城遺址的功能區劃。

          研究要有問題意識、課題意識

          在何努看來,“沒有想象比想錯了更可怕”,他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謹慎發表”為座右銘。秉持著這些信念,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創新性的觀點。例如,最先提出了長江中游地區文明化進程的大致脈絡;提出陶寺朱書“文堯”解釋,為“堯都平陽”的考古證明提供重要證據鏈;提出最初“中國”的概念為“地中之都、中土之國”等。何努一直非常關注精神文化考古理論的研究,并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下,首創了一套精神文化考古理論框架。

          學術探究過程中總是少不了質疑和爭議。何努說,“我秉承對我觀點的反對、批評、圍觀包容態度,積極汲取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正確看待學術爭鳴,理解對我的誤解。這一切總能化作推動我前進的積極動力。”陶寺觀象臺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何努發現陶寺觀象臺之初,飽受中國考古學界的質疑,主要原因在于這是世界范圍內首次發現4000年前的古觀象臺遺跡,史無前例,考古學界缺乏相應的天文學知識儲備和相關先例參照。近年來,考古學界越來越多的學者才逐步認同陶寺觀象臺功能,部分年輕學者也試圖從古天文的視角考慮自己發掘的遺址。

          何努同時也表示,“勇于根據最新的考古資料否定自己錯誤的觀點,拋開所謂的‘面子問題’,實事求是,才能使自己不斷進步。”近年陶寺遺址宮城與外郭城西墻的再確認,推翻了何努早年對陶寺早期城址結構的認識,他勇于及時糾正了自己的觀點。

          “總的來說,是在印證、修正、推翻、重新再調整過程中逐步前行,把考古發掘工作推向深入、推向全面。”在談到考古發掘工作的實際感受時,何努表示,要有問題意識、課題意識,要進行有目的的發掘與研究。還要與相關學科進行深度合作,不斷地碰撞、切磋。

          堅守在考古第一線

          現在,何努還是堅持每年有大約半年的時間在陶寺考古現場工作,并表示今后還是繼續以陶寺作為自己的研究陣地。何努說,有4000多年歷史的陶寺城址內涵非常復雜,其中還有很多需要探索與研究的地方,還有很多重要的出土文物需要研究,這是一項基礎研究工作。

          在理論研究方面,何努表示,今后會繼續深化精神文化考古理論框架研究,推動精神文化考古理論與方法論的完善。接下來五年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中華思想通史》中《原始社會編》的資料編輯、撰寫及統稿工作。

          此外,何努還有一個新的研究興趣點:關于中國史前時期至夏商周時期的政治經濟考古。他說,對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我國考古學界還是一個空白點,或者說是一個新的增長點,現在國內學界的注重度還不夠。他認為,今后可以從實踐入手,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為指導,建立一套相應的考古理論框架,對于中國史前時期不同的文明化道路,以及多元一體化過程中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形態,進行考古探索,這將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新征程。

          (原文刊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3月22日第2版)
        責編:韓翰
        轉載請注明來源:中國考古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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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實事求是,才能不斷進步”——記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

        發布時間: 2017-03-22

          “我是一位在中國考古界內頗具爭議的考古學家,主要因為我的創新或曰標新立異。”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員何努這樣評價自己。關于創新,何努談到了四點心得:一是多學科知識的結合使人廣博,二是有前提的科學假設或假想使人創新,三是寬容與包容有助于學術進步,四是勇于自我否定有助于個人進步。

          對考古充滿熱情

          談到為何會選擇考古專業,何努表示,出于對考古的熱愛,早在高中二年級,他就立志學習考古專業。

          碩士畢業后,何努來到湖北荊州(地區)博物館工作。回顧這段基層考古工作經歷,他表示對其學術的成長極為重要。通過對長江中游地區史前遺址和夏商周時期遺址的發掘與探索,他基本了解了長江中游地區的文明進程和青銅文化結構體系,對后來黃河中游地區文明核心形成的考古發掘與研究,尤其是晉南陶寺遺址的考古發掘與探索,奠定了理論和實踐基礎。

          博士畢業后,何努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工作,2002年擔任陶寺城址發掘領隊和山西隊隊長。他帶領山西隊發掘了陶寺城址的中期王陵區,發現了早期的宮殿附屬建筑凌陰、中期宮殿建筑基址、下層貴族居址、觀象祭祀臺、地壇、大型倉儲區、手工業作坊區、宮城及城門,基本弄清了陶寺都城遺址的功能區劃。

          研究要有問題意識、課題意識

          在何努看來,“沒有想象比想錯了更可怕”,他以“大膽假設,小心求證,謹慎發表”為座右銘。秉持著這些信念,他提出了一系列具有創新性的觀點。例如,最先提出了長江中游地區文明化進程的大致脈絡;提出陶寺朱書“文堯”解釋,為“堯都平陽”的考古證明提供重要證據鏈;提出最初“中國”的概念為“地中之都、中土之國”等。何努一直非常關注精神文化考古理論的研究,并在馬克思主義哲學的指導下,首創了一套精神文化考古理論框架。

          學術探究過程中總是少不了質疑和爭議。何努說,“我秉承對我觀點的反對、批評、圍觀包容態度,積極汲取建設性的意見和建議,正確看待學術爭鳴,理解對我的誤解。這一切總能化作推動我前進的積極動力。”陶寺觀象臺就是一個典型例子。何努發現陶寺觀象臺之初,飽受中國考古學界的質疑,主要原因在于這是世界范圍內首次發現4000年前的古觀象臺遺跡,史無前例,考古學界缺乏相應的天文學知識儲備和相關先例參照。近年來,考古學界越來越多的學者才逐步認同陶寺觀象臺功能,部分年輕學者也試圖從古天文的視角考慮自己發掘的遺址。

          何努同時也表示,“勇于根據最新的考古資料否定自己錯誤的觀點,拋開所謂的‘面子問題’,實事求是,才能使自己不斷進步。”近年陶寺遺址宮城與外郭城西墻的再確認,推翻了何努早年對陶寺早期城址結構的認識,他勇于及時糾正了自己的觀點。

          “總的來說,是在印證、修正、推翻、重新再調整過程中逐步前行,把考古發掘工作推向深入、推向全面。”在談到考古發掘工作的實際感受時,何努表示,要有問題意識、課題意識,要進行有目的的發掘與研究。還要與相關學科進行深度合作,不斷地碰撞、切磋。

          堅守在考古第一線

          現在,何努還是堅持每年有大約半年的時間在陶寺考古現場工作,并表示今后還是繼續以陶寺作為自己的研究陣地。何努說,有4000多年歷史的陶寺城址內涵非常復雜,其中還有很多需要探索與研究的地方,還有很多重要的出土文物需要研究,這是一項基礎研究工作。

          在理論研究方面,何努表示,今后會繼續深化精神文化考古理論框架研究,推動精神文化考古理論與方法論的完善。接下來五年當中的一個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做好《中華思想通史》中《原始社會編》的資料編輯、撰寫及統稿工作。

          此外,何努還有一個新的研究興趣點:關于中國史前時期至夏商周時期的政治經濟考古。他說,對這方面的研究目前在我國考古學界還是一個空白點,或者說是一個新的增長點,現在國內學界的注重度還不夠。他認為,今后可以從實踐入手,以馬克思主義政治經濟學理論為指導,建立一套相應的考古理論框架,對于中國史前時期不同的文明化道路,以及多元一體化過程中的經濟基礎和政治形態,進行考古探索,這將是一個任重而道遠的新征程。

          (原文刊于:《中國社會科學報》2017年3月22日第2版)
        責編:韓翰

        作者:潘玥斐

        文章出處:中國社會科學網-中國社會科學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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