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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動態
      王巍:抓住歷史機遇 積極開拓創新 創造新的輝煌——為紀念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5周年而作
      發布時間:2015-09-09    文章出處:中國考古網    作者:王巍    點擊率:
        關鍵詞: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65周年  創新工程
       
        今年,是我們的考古研究所成立65周年。2010年8月1日,我所曾舉辦了慶祝建所60周年的系列活動。從那時至今已經整整5年了。這5年,是我所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的5年,也是我所在建所60年的基礎上,各方面取得全面發展的5年。特撰此文,對我所進入創新工程的過程以及帶來的巨大變化做一回顧,以紀念建所65周年。
       
        一、抓住難得歷史機遇,全所進入創新工程
       
        2011年春季,為了全面發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促進中國社會科學院各個學科的發展,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中國社會科學院醞釀啟動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為了保證創新工程的有序進行,積累經驗,院領導決定院屬各單位分期分批進入工程。
       
        起初,院里決定,只讓包括我所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在內的6個我院重點實驗室首批進入創新工程。得知這一消息后,我馬上意識到,這將會給全所的工作造成難以挽回的嚴重影響。因為考古研究所與我院其他研究所不同,考古調查、挖掘、保護、出土文物修復和保護、出土標本的各種測試分析、出土資料的整理、報告的編寫、雜志編輯出版等等,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如同一部由多個零件構成的機器,一個有多個環節構成的完整鏈條,如果只有其中一個環節進入創新工程的話,在項目經費和收入等各個方面會顯著有別于其他環節的職工,將會在整個考古研究所掀起軒然大波,會直接影響我所的穩定和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有鑒于此,我們積極向院主要領導和有關部門說明情況。院領導對我們的陳述表示理解,表示可以考慮我所整體進入創新工程,但擔心我所難以在擬首批進入創新工程的各單位提交創新方案僅剩兩周多的時間內完成全所進入創新工程的實施方案。我們當即表示,一定按時完成我所創新工程的實施方案。于是,我所立即動員全所科研和管理的骨干著手制定創新工程的實施方案。經過全所骨干的共同努力,我們在短短的兩周多時間內,完成了考古研究所創新工程的框架設計,我們的速度和方案的完備程度令院領導和院職能部門感到意外。
       
        二、客觀分析形勢,構架創新體系
       
        獲準進入創新工程后,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究竟如何開展創新工程?我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客觀分析現狀,找出發展瓶頸
       
        我們首先對阻礙考古研究所發展的主要問題進行了認真的分析,找到以下制約發展的主要問題。
       
        1.技術手段和設備落后。現代考古學的發展需要越來越多的科學技術手段和儀器設備,購置這些儀器設備需要較多的經費。如果不能及時更新技術手段和設備,將跟不上國際考古學界技術手段日新月異發展的步伐。在田野考古的器材設備方面,我們甚至落后于一些條件較好的省級考古機構,一度出現了“中央軍的裝備不如地方軍”的尷尬局面,從而嚴重影響了我所主要基礎性科研工作——田野發掘獲得資料的精確度和對這些資料進行科學分析所獲得的信息量,延緩了我所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步伐。 
       
        2.業務經費匱乏。在我所傳統的工作地區,因為經費所限,不能按照學科發展和科學研究的需要開展考古發掘,限制了學術研究的發展。在考古工作薄弱的地區,有豐富的考古資源亟待開發,地方研究機構也有強烈的合作愿望。然而,由于經費所限,很多項目沒能實施。
       
        3.缺乏全局思考、全球視野和整體布局。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方向和前沿熱點問題還沒能進行經常性的分析和整體把握;缺乏瞄準國際學術前沿、站在國際學術制高點上進行戰略謀劃的意識,以及建成國際一流研究機構,為世界考古學的發展做出獨特貢獻的雄心、氣魄和使命感;學者的研究多數還是出于個人興趣和所里指派的工作地點和區域,缺乏從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戰略高度設計和組織專題和綜合性研究;在工作區域還存在一系列的學術空白,在研究領域還存在諸多薄弱環節;還沒有建立起涵蓋中國考古學各主要研究領域的學科體系。
       
        4.沒有建立起優勝劣汰的競爭激勵機制。科研人員的學術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個人自覺,勤奮者有之,懈怠者有之;職稱評定和職級確定雖然強調了優先考慮研究水平和成果質量,但還沒有完全擺脫看資歷、講人情的狀況。
       
        (二)構建中國考古學創新體系
       
        我們根據國際學術界的發展趨勢,結合我所的實際情況,提出了由創新領域、創新方向和創新項目構成的三級學術創新架構,并以此作為考古研究所創新工作的指南性綱領。創新領域是最宏觀的創新主題。我們確定的九大創新領域是中國考古學研究及學科建設面臨的最重大問題,是最需要開拓創新、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領域。創新方向是各創新領域內最有可能獲得創新發現的研究方向。我們在40余個創新方向中選擇重點,優先設計創新課題展開研究,既保持均衡發展,又尋求重點突破,并在創新研究過程中根據學科發展情況,隨時調整重點,堅守學科至高點和前沿。九大創新領域及下設的創新方向的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創新領域:中華文明探源及中國上古史的重建。下設創新方向有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中國農業的起源和早期發展、中國史前聚落與社會演進研究、華南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譜系研究等。
       
        第二創新領域:中國古代城市的考古學研究。下設創新方向有中國青銅時代都邑綜合研究、中國帝國時期都城遺址綜合研究、中國古代城市遺址綜合研究、中國古代城市起源和發展的理論研究、中國古代帝王陵寢制度考古學研究等。
       
        第三創新領域:中國古代文明成就的綜合考古學研究。下設創新方向有中國古代手工業的考古學研究、中國古代精神文化的考古學研究、中國古代藝術的考古學研究、出土文獻和古文字研究等。
       
        第四創新領域: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下設創新方向有亞歐草原青銅時代綜合考古學研究、絲綢之路古代文明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考古學研究、東亞地區古代文化交流、東南亞地區古代文化交流和南太平洋諸島居民的文化來源。
       
        第五創新領域: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的考古學研究。下設創新方向有蒙古民族的起源和早期發展研究、藏族古代文化的考古學研究、新疆漢唐時期歷史文化研究、西南民族古代文化的考古學研究等。
       
        第六創新領域:考古學理論和方法創新。下設創新方向有中國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綜合研究、文明起源理論研究等。
       
        第七創新領域:多學科結合的創新型考古學研究。下設創新方向有中國古代人地關系研究、田野考古信息工程、古DNA技術的應用和人骨的綜合研究、考古年代學研究、古人類食物狀況研究、現代分析測試技術在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等。
       
        第八創新領域:文化遺產保護科學創新。下設創新方向有中國文化遺產科學創新構建、實驗室考古國家中心建設、館藏文物保護、文物保護技術開發等。
       
        第九創新領域:考古資料的存儲、展示、出版及宣傳。下設創新方向有考古學檔案數字化和館藏文物搶救保護、考古圖像及考古影像資料數據庫建設、中華數字考古博物館、中國考古博物館建設、中國知名考古學學術品牌建設、精品學術專著出版、公共考古等。
       
        三、實施考古創新工程,促進考古研究所全面發展
       
        (一)跟蹤國際前沿熱點,確定重點研究領域
       
        我所圍繞國際學術熱點開展高水平的專題和綜合研究。對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農業起源與發展、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古代城市的演進、中華文化多樣性及其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與發展、不同區域間文化的交流與互鑒、南島語族起源等國際學術熱點開展研究,爭取掌握國際話語權。
       
        (二)全面開拓工作區域,填補多處發掘空白
       
        在創新工程支持下,我們在對傳統優勢領域的工作高度重視的同時,在我所中斷多年或基本沒有開展過考古工作的區域如福建、海南、貴州、云南、湖北、遼寧、甘肅、新疆北疆、西藏阿里地區等,圍繞重大學術課題開展了主動性發掘。5年來,我所新啟動的發掘項目達20多個,其中絕大多數是在上述地區開展的。
       
        (三)瞄準國際前沿熱點問題,爭取國際話語權
       
        圍繞“南島語族的起源”這一國際熱點課題,我們在廣西桂林、貴州平壩、海南陵水和福建三明地區進行了考古調查和發掘。
       
        圍繞“蒙古族起源地”這一在國際上具有重大爭論的課題,我們在文獻記載的蒙古族起源地——內蒙古呼倫貝爾地區,開展了考古調查與重點遺址的發掘。在西藏阿里地區,對古代象雄國的都城進行了測繪,并對象雄國的貴族墓地進行了發掘。 
       
        圍繞“亞歐草原青銅時代綜合考古研究”課題,對與哈薩克斯坦接壤的新疆西北的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溫泉縣的石板墓進行了發掘,并對與蒙古和俄羅斯接壤的新疆東北部阿勒泰地區三海子遺址大型石堆遺跡進行了發掘。在新疆西部與巴基斯坦接壤的塔吉克自治縣,對頗具特色的黑白條石遺跡和公元前5世紀前后的石圈墓葬進行了發掘。這些發掘為一度沉寂的歐亞草原青銅時代文化遺存研究提供了十分寶貴的新資料,也徹底改變了我所對該區域幾種重要的考古學文化沒有絲毫發言權的狀況。
       
        圍繞“西南民族古代文化的考古學研究”課題,我們在云南東北的陸良地區開展了戰國至漢代西南夷遺存的發掘與研究。
       
        (四)加強薄弱領域研究,促進學科全面發展
       
        在創新方案的框架下,我們還拓展研究領域,開展了以前較少進行的專題考古。
       
        圍繞“中國古代手工業的考古學研究”課題,對山東臨淄齊故城冶鑄遺址進行了調查與發掘,首次科學發掘了漢代銅鏡鑄造作坊遺址,清理出銅鏡鑄造遺跡,出土一批銅鏡范及相關遺物。在甘肅張掖西城驛遺址的發掘,發現了距今4000多年的冶銅遺跡,這是我國目前發掘的年代最早的冶銅遺址。
       
        圍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這一重大學術課題,我們選派骨干赴河北泥河灣遺址群進行發掘,這是我所自20世紀70年代對山西下川遺址發掘后,時隔40年,再次主動發掘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拓展了我所考古發掘與研究的時間范圍。
       
        我們啟動的遼寧大連距今4000年前后的青銅時代積石墓群和營口高句麗山城的發掘項目,一舉改變了我所幾十年來對這兩類遺存發掘項目的空白,為獲取關于東北亞地區古代文化研究的話語權創造了條件。
       
        (五)設置一批研究課題,全面提升研究水平
       
        創新工程實施以來,除了大力開展田野考古發掘和相關遺址的研究工作之外,我所還在創新體系的框架下,設立了一批專題和綜合研究課題,包括農業起源、文明起源、科技考古、大遺址保護與文物保護政策和技術、實驗室考古、古文字研究、佛教考古等。這些課題的設立為全面提升我所的研究水平,提升我國考古學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四、建設一批考古研究基地,保障田野工作持續發展
       
        根據學科創新和田野考古工作發展的需要,充分整合各方面資源,與地方政府和科研機構聯合,在各地設立了一批考古研究基地。由地方單位提供基地用房、考古研究所為基地提供辦公家具和生活設施及研究設備。
       
        5年來,我所新建的4000平方米的西安研究室(工作站)辦公樓投入使用。我們還對既有的一些工作站或基地進行了修繕和改造,使其工作和生活條件大為改善。此外,我們還與各地政府合作,新建或籌建了近20個研究基地。截至2015年12月,已經建成或可以建成的研究基地有內蒙古赤峰紅山文化研究基地、內蒙古遼上京考古研究基地、遼東大連島嶼考古研究基地、魯東南史前文化研究基地、蚌埠淮河文化研究基地、福建東南考古研究基地、桂林史前文化研究基地、中國亞歐草原文化研究中心新疆博州工作站,以及文化遺產保護洛陽龍門基地和安陽基地等。此外,內蒙古呼倫貝爾蒙古族源研究基地、山西堯文化研究基地、河南仰韶文化研究基地、河南二里頭文化研究基地、海南考古研究基地、貴州考古基地等正在籌建中。這批基地的設立,徹底改善了田野考古隊駐地游動不定的狀況和艱苦的生活條件,為在這些地區持續開展考古工作提供了穩定、可靠的物質保障,對我所今后的持續發展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五、購入先進設備、裝備,實現研究手段更新
       
        (一)購置先進科技設備,研究手段國際一流
       
        在院里的大力支持下,我們加強了科技考古研究室建設,購置了部分新設備。配備Milli Q超純水系統、MARSTM微波消解/萃取樣品預處理系統、多樣品平行蒸發儀、固體激光燒蝕進樣-ELAN DRC II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儀、3110型原子吸收光譜儀(配置HGA-600型石墨爐)、ICS-5000離子色譜儀、7890/5975C氣相色譜/質譜儀等儀器設備。還有掃描電子顯微鏡及附設的X熒光能譜儀(SEM-EDS)、三維視頻顯微鏡、便攜式X熒光能譜儀、便攜式顯微鏡等儀器設備等。這些設備的購置和使用,徹底改變了我所以前設備陳舊落后的局面,使我所的設備和研究手段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二)更新野外工作設備,田野裝備“鳥槍換炮”
       
        1.大批配置田野用車,使田野考古隊成為“機動化部隊”。5年來,我們根據各考古隊承擔的任務和現實需求,全面提升田野考古隊的田野工具配置,為30多支田野考古隊新配備了總計69輛田野考古用車,包括越野車和工具車各30多輛,使我所每支考古隊的田野考古用車不少于兩輛車,極大地改善了田野考古隊的用車條件。我所還為新疆、西藏、內蒙古等邊疆地區考古隊配置了房車、衛星電話、帳篷、電視及其接收設備、電冰箱等工作和生活用具,使邊疆地區進入考古“房車時代”,田野工作和生活條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我所田野隊的車輛狀況不僅大大優于國內各兄弟單位,在國際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2.標準配置先進設備,極大提升田野考古數字化水平。我們為各田野考古隊配置了全站儀、RTK、佳能5D Mark Ⅱ或Ⅲ數字照相機、索尼數字攝像機、便攜式GPS。我們緊跟技術進步的步伐,積極開展GIS數據庫建設并進行基礎數據處理。購置并將在所有田野考古隊配置六軸飛行器進行低空航拍、實驗制作三維模型、生成正射影像圖等,獲得非常滿意的成效。同時我們摸索數字攝影測量與三維建模軟件技術,探索性地制作動物考古標本和佛像等的三維模型。
       
        經過5年的創新工程,在院領導的關懷下,考古研究所的設備、裝備不僅全面達到了“國內領先,國際比肩”,在某些方面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們可以自豪地宣稱,我所田野考古的科學化和設備裝備的現代化已經實現!                                                                                                                                                                                                                                                              
        六、創新體制機制,實現優勝劣汰
       
        僅有設備和研究手段等硬件條件的改善,還難以實現我們的創新目標,還需要軟件即體制、機制的同步改進。
       
        (一)以研究室為創新工程的組織單位
       
        研究室是我院組織科研的基層組織,在研究所創新工程的整體布局下,負責組織本研究室研究領域內創新工作的實施。主要工作包括確定本研究室研究領域內的創新方向,組織本研究室科研人員就相關創新方向提出創新課題,對本研究室人員創新課題的實施進行監督和管理,完成本研究室研究領域內創新方向年度和階段性創新報告等。 
       
        (二)以創新項目為具體的創新工作方式
       
        按照我院要求,符合條件的科研人員均可就相關創新方向申請創新課題。創新課題組成員包括課題負責人1人和課題參加者若干人,實行創新課題負責人責任制。課題負責人全面負責本課題科研工作的進行、課題經費的管理,以及與課題相關的人員聘用和課題結項等各項工作。
       
        (三)建立優勝劣汰的業績評價和競爭上崗的新體制
       
        科研體制創新是創新工程的重點。我們按照我院創新工程的指導性意見,積極開展科研運作機制、崗位設置和用人機制的改革創新,明確各部門在創新架構中的位置和責任,努力探索新的科研運作模式。根據我院的規定,最多只有80%的人可以進入創新工程,而且需要動態管理,能進能出,在每年年底根據每個職工的工作業績決定其是否能夠進入創新工程。為了真正做到“公開、公正、公平”,我們結合我所的實際,在充分征求全所職工意見的基礎上,制訂了“考古研究所科研崗位工作業績量化考核辦法”,將每項工作和成果都進行量化,形成相應的分數,與每年年底以研究室為單位進行的綜合考評相結合,形成了與薪酬待遇掛鉤的創新評價體系。如果工作業績與本室同仁相比居于劣勢,即便是研究員也不能進入創新工程。新的評價體系和機制的實施,徹底改變了實施創新工程以前“干多干少一個樣”的狀況,極大地激發了全所職工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力。
       
        七、創新工程初見成效,創新成果不斷涌現
       
        5年來,我們以科研工作為中心,樹立精品意識,做好、做大、做強科研“主業”。我們希望通過重要遺址的發掘及其發掘報告和研究論著的出版,為國際學術界提供全新的資料和研究成果,為促進國際考古學的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一)田野考古碩果累累
       
        5年來,在我所各田野考古隊的學者、技師和其他相關部門的支持下,我所的田野考古取得了十分豐碩的成果。僅就發掘的項目數量來說,近5年實施的發掘項目達30多項,超過我所1990~2010年的總和。無論是新發掘的遺址還是工作多年的遺址,都按照創新工程的設計,有計劃、有重點地推進。經過近幾年的工作,各項發掘都取得可喜成果。
       
        1.持續發掘項目“老樹開新花”。例如,陶寺都邑遺址圍繞宮殿區周圍的大型溝槽狀遺跡(宮城墻基?)的發現、二里頭遺址早期大型多院落宮室建筑——五號宮殿的全面揭露以及用于祭祀活動的巨型坑的發掘、安陽洹北商城內南部道路網和制陶及鑄銅等手工業作坊區的確認、蘇州木瀆春秋時期吳國城址的確認、漢長安城以北西漢時期多座大型木橋的發現、漢魏洛陽城北魏太極殿東半部及其以東的“東堂”的大規模發掘和宮室布局的厘清、河北鄴城大規模佛教遺跡和大量精美佛像的出土、山西晉陽古城附近北魏童子寺依山而建的大型佛閣和壁畫的發現、隋唐洛陽城內天堂和明堂及九州池的發掘、揚州城子城自戰國到宋代一系列重要遺跡的發現、遼祖陵和遼上京布局的究明等。此外,為配合大遺址的保護和城市新區規劃與建設而開展的二里頭、偃師商城、殷墟、灃鎬、周原、漢長安城、漢魏洛陽城、隋唐長安城和隋唐洛陽城的大規模勘探,也都獲得了重要收獲。
       
        2.近年啟動項目捷報頻傳。華南四省的多個遺址經發掘獲得了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一批新資料,填補了這些地區史前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空白或缺環,為建立和完善華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序列、探討該地區與長江流域以及周圍境外地區文化的關系乃至南島語族的起源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山東日照堯王城是黃河下游地區迄今發現的面積最大的(300多萬平方米)龍山時代城址,是研究黃河下游地區文明起源的新資料。對安徽蚌埠雙墩、甘肅臨洮馬家窯遺址和湖北城河遺址的發掘是我所近年新開展的史前考古項目,都顯示出良好的前景。在甘肅黑水國西城驛遺址發現的距今4000多年左右的冶銅遺址,為探討西北地區早期冶金及其所屬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在西藏阿里發現的象雄國都城和貴族墓葬,使我們得以一睹曾在吐蕃之前雄踞青藏高原的古代象雄國的風采。在新疆新開展的幾項發掘為研究新疆各地區與鄰境地區青銅時代文化的關系乃至在歐亞草原青銅時代的地位提供了重要資料。在博州溫泉縣阿敦喬魯遺址發掘了距今約4000年的安德羅諾文化大型石板墓葬,并對附近地區進行了區域調查,使我們全面了解了同時期遺跡點的分布狀況,據此推測這一帶很可能是安德羅諾文化的一個區域中心。在喀什塔吉克自治縣曲曼遺址發現頗具特色的用黑色和白色石塊構建于地面的條狀遺跡和石圈墓葬,不僅是我國境內第一次發現,在整個中亞范圍內也十分罕見,發掘者認為這些遺跡可能與拜火教的起源有關。阿勒泰三海子大型石堆遺跡的發掘,首次發現刻紋盾牌石,判明了此類遺跡并非墓葬,而是公元前8~前5世紀的高等級祭祀遺跡,發掘者認為可能與俄羅斯圖瓦阿爾然大墓和中外文獻記載的“獨目人”或“一目國”有關。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崗嘎墓地發掘了一批9~10世紀的墓葬,埋葬習俗與其后興起于蒙古高原的早期蒙古族的習俗有很多相似之處,為我們研究蒙古族的起源提供了寶貴的新資料。
       
        3.多項發掘入選年度全國重大考古新發現。5年來,我所發掘的項目中有9項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六大發現”),8項入選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些項目是江蘇蘇州木瀆古城遺址、新疆鄯善吐峪溝石窟群和佛寺遺址、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新疆溫泉阿敦喬魯遺址與墓地、河北鄴城遺址東魏北齊佛寺遺跡和佛教造像埋藏坑、內蒙古遼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遺址、陜西西安西漢長安城渭橋遺址、西藏阿里地區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內蒙古陳巴爾虎旗崗嘎墓地、貴州遵義新蒲播州楊氏土司墓地。其中,新疆溫泉阿敦喬魯遺址與墓地的發掘還入選2013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年度重大科研成果。
       
        (二)發掘報告相繼問世
       
        實施創新工程以來,我們在積極開展考古發掘項目的同時,采取有力措施,狠抓田野發掘資料的整理和發掘報告的編撰和出版。截至2014年底,我所出版的田野考古報告有《蚌埠禹會村》、《偃師商城第一卷》、《二里頭(1999~2006)》、《安陽大司空——2004年發掘報告》、《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隋唐洛陽城——1959~2001年考古報告》、《拜城多崗墓地》、《揚州蜀崗古代城址勘探報告》。其中,《二里頭(1999~2006)》入選2014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研究成果。
       
        今年是創新工程實施5周年,我所將爭取出版10余部考古發掘報告,即《下川遺址》、《山東舊石器文化研究》、《邕寧頂螄山》、《敖漢興隆溝——新石器時代聚落考古發掘報告》、《遼寧大連廣鹿島區域考古調查報告》、《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喇家遺址》、《元大都》、《安陽孝民屯商代墓葬發掘報告》、《河南輝縣路固漢墓發掘報告》、《鄴城考古發掘報告》等。此外,還有近10部考古發掘報告將在今年年底或明年上半年前完成編撰工作,明、后年陸續出版。
       
        (三)學術論著連續出版
       
        5年來,我所出版的學術著作、論文集和圖錄有《田野考古植物遺存浮選采集及實驗室操作規范》、《田野考古制圖》、《科技考古的方法與應用》、《秦漢城邑考古學研究》、《新世紀中國考古新發現2001~2010》、《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文化遺產研究》第2輯、《考古學視野下的城市、工藝傳統與中西文化交流》、《善自約束:古代帶鉤與帶扣》、《考古學集刊》第19集、《三代考古》第4~6輯、《昂昂溪考古文集》、《呼倫貝爾民族文物考古研究》第一至三輯、《呼倫貝爾民族文物考古大系(鄂倫春自治旗卷、陳巴爾虎旗卷)》等。
       
        (四)研究項目進展順利
       
        由我所作為主持單位或主要參加單位的國家大型研究工程項目,如“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指南針工程”、“蒙古族源與元代帝陵綜合研究項目”等都在順利開展,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五)我國首部大型考古辭典——《中國考古學大辭典》問世
       
        《中國考古學大辭典》由我所組織139位專家歷時7年撰寫而成,約 170余萬字,500余幅插圖,40個彩版,2014年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該辭典分為《概論編》、《史前考古編》、《夏商周考古編》、《秦漢~宋元明清考古編》、《遺址與文物保護編》、《科技考古編》和附錄,有各類辭條5000余個,圖文并茂。該書前面有目錄和辭條分類表,書末附筆畫索引,提供了多種檢索方法。
       
        《概論編》包括考古學分支學科、考古學時代劃分、考古學理論、考古學方法、考古遺跡、考古遺物、甲骨與甲骨文、青銅器與銘文、玉器、漆器、簡帛學以及考古機構與團體、重要刊物、金石學家和古文字學家、中國考古文博學家、重要金石學與古文字學著作等考古學史方面的內容。《史前考古編》、《夏商周考古編》和《秦漢~宋元明清考古編》包括各個時代、各個地區的典型遺址和代表性遺物。《遺址與文物保護編》包括考古資源與文化遺產管理、文物保護與考古資源處置、遺產機構、相關法律法規與重要文件等。《科技考古編》包括考古勘探、測繪和地理信息系統、遙感考古、年代學、環境考古、人骨研究、人類學、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化學分析與儀器分析、冶金鑄造、考古繪圖和攝影等。附錄包括1899~2012年中國考古學大事記、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第一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和立項名錄、全國各省區考古學會名錄和全國具有考古發掘團體領隊資質的單位名錄。
       
        《中國考古學大辭典》是我國第一部考古學大辭典,填補了我國考古學辭典的空白。該書揭示了考古學基本理論與方法,反映了最新考古收獲,并追溯了中國考古學產生、發展的歷史,不僅是考古工作者及史學愛好者的必備工具書,也為廣大歷史研究者乃至考古愛好者了解中國考古學提供了一個途徑。《中國考古學大辭典》入選2014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研究成果。
       
        (六)組織20世紀知名考古學家評選和編撰《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考古學卷》
       
        《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考古學卷》是《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系列叢書的一部分。該叢書由科學出版社組織編撰,著名科學家錢偉長院士倡議并任總主編,是國家“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叢書收錄了科學技術和人文社會科學方面數千位知名專家學者,展示他們的求學經歷、學術成就、治學方略、價值觀念,彰顯他們為促進中國和世界科技發展、經濟和社會進步所做的貢獻。
       
        受科學出版社委托,我所于2013年著手組織20世紀知名中國考古學家的評選和《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 考古學卷》的編撰工作。為了做好評選和編撰組織工作,我們組建了由全國各地11位中年專家組成的編委會。編委會制訂了入選考古學卷20世紀著名考古學家的基本要求,即中國內地及港澳臺的中國考古學家或華裔外籍學者、考古學科相關領域的開創者和具有卓越貢獻的學者。具體而言,20世紀50年代參加考古工作的學者,須發表過學術專著(獨著)或主編并出版大型考古發掘報告;60年代參加考古工作的學者,除滿足上述條件外,需在某一學術領域具有突出業績。按照這一標準,參照有關學者的學術貢獻,編委會多次召開會議,反復商議,提出初選名單,然后將初選名單發至全國各文博單位的考古學科帶頭人進行投票。根據投票結果,選出了118位20世紀二三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對中國考古學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考古學家。在此基礎上,請對這些考古學家比較熟悉的考古同仁為這些考古學家撰寫傳文。傳文反映了入選考古學家成長的時代背景和心路歷程。他們的成長經歷可以幫助我們了解20世紀中國考古學發生及發展歷程中的重要事件、不同階段對考古學的理解和認識。他們的經歷和學術貢獻匯聚起來本身就是一部中國考古學不斷發展的歷史,是考古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通過這次評選和概覽的編撰,再次深刻體會到考古前輩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付出的辛勤努力,他們做出的卓越貢獻應當永遠為后人所銘記!
       
        八、科技考古發揮威力
       
        成立于1995年的我所科技考古中心在創新工程中得到顯著發展,由建立之初僅有幾個實驗室發展到今天的15個實驗室/研究領域,包括年代學研究(碳十四測年和樹木年輪研究)、地理信息系統、環境考古、人骨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木材分析、食性分析、古DNA分析、化學成分分析、冶金考古、陶器研究、玉石器研究、繪圖與照相。科技考古中心的實驗設備先進、對比標本充足、科研力量雄厚、考古資料豐富、研究成果顯著,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被視為東亞地區最好的科技考古研究基地,是當今中國乃至世界上研究門類最為齊全的、專門從事科技考古的研究機構。
       
        近5年來,科技考古中心致力于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和推廣科技考古研究,引領國內其他科技考古研究力量,主持和參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國家級課題,積極開展科技考古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召開和參加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編撰出版了《科技考古》(三)和《科技考古的方法與應用》,發表大量具有廣泛學術影響的成果,獲得多項國家級和院級獎勵,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努力提升整個國家考古發掘和科技考古研究水平。
       
        例如,碳十四測年采用系列樣品分析方法推動考古學年代框架的細化和提高準確率。樹木年輪研究建立了可追溯到公元前1575年的樹木年輪年表。超低空遙感拍攝和多視角影像三維重建技術在田野考古發掘中的應用,使得考古遺跡現象的獲取、存檔、繪制和展示變得簡單、快捷、準確、立體,在文化遺產保護與考古研究中得到迅速而深入的運用。環境考古不斷引進和應用新技術和新手段,如土壤微形態分析和氧碳同位素分析等,致力于遺址埋藏學分析,深化古代人地關系綜合研究。人骨考古在傳統形態學研究、古代人群健康狀況、古代DNA等領域均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強化與社會文化現象和文化行為相聯系,開展多學科合作研究。
       
        動物考古在保持傳統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強化相關自然科學方法的應用,如古DNA分析、同位素分析、幾何形態測量、牙齒切片等,同時不斷細化和擴展研究內容,包括特定動物遺存鑒定、家養動物(如黃牛和家雞)起源研究、骨器制作工藝、畜力開發等,建立考古遺址出土動物遺存采樣和實驗室鑒定行業標準。植物考古的研究重點仍是農業起源問題,但研究重心由水稻和小米等主體農作物向大豆、栽培稗和塊莖類等非主體農作物種類傾斜,完善考古出土炭化植物遺存的鑒定方法和標準,同時加強了理論探討(例如人類耕作行為與植物馴化的關系以及在農業起源中的作用等)。木材分析在保持傳統木材鑒定的基礎上,開展天然有機纖維的鑒定和研究工作。2014年,以我所科技考古中心的帶頭人為核心成立了中國考古學會動物和植物考古專業委員會,為學術界提供了全國性的學術交流平臺。
       
        同位素分析方法在考古學研究中已經比較普及,新進展體現在利用鍶同位素分析技術研究古代人類遷移、生存狀態和家養動物的引入和傳播。冶金考古致力于商周青銅器陶范鑄造工藝傳統的研究,從技術考察(青銅器的分范、紋飾及芯撐技術)和檢測分析(ICP、XRF、SEM等多種理化手段)兩方面開展了大量研究工作。陶器研究領域已經建立多個遺址的中子活化分析數據庫,同時開展陶器的巖相學研究。古DNA分析不斷積累古代人和動物的線粒體DNA數據,嘗試選擇新的遺傳標記(如性別鑒定、毛色控制基因)和STR進行分析。玉石器研究領域綜合運用微痕分析方法和礦物學、地球化學分析方法判斷玉石器加工方式、工具性質等技術要素和復原工序、探索玉石器的原料產地。
       
        總之,科技考古中心積極發揮自身在中國科技考古研究中的領軍作用,開展廣泛的多學科合作和跨學科學術交流,為深入推進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貢獻力量!
       
        九、文保中心成績斐然
       
        為使考古學更好地適應和服務于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我所于2008年成立了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5年來,文保中心致力于中國文化遺產科學體系創新研究,注重文化遺產保護理論與方法、技術的研究,在大遺址考古、實驗室考古、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出土文物保護修復、文化遺產管理等領域,成為國內考古學界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力量。其中,承擔制定的大遺址考古技術規范和考古發掘檢查驗收標準,成為國家文物局的行業規范和標準;實驗室考古理論與技術創新,開創了一個新的考古學分支,成為中國考古學轉型發展的重要支點;主持編制一系列大遺址保護規劃,有力地推動了考古學界參與遺址保護規劃工作;對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開展了理論探討和實踐探索;承擔各類出土文物的修復和保護,很好地展現了傳統技藝與現代科技的結合,具有很好地示范作用。此外,培養了一批年輕的文物保護修復專家,創編了自己的學術刊物《文化遺產研究》,出版了《文物保護修復理論與實踐》等專業書籍。
       
        十、組織學術研討,促進研究深入
       
        自進入創新工程以來,我們以規格高、綜合性強的大型國際學術會議為龍頭,以專題化、易組織、效率高的中小型研討會為主干,先后組織的各種學術研討會達幾十個,主要有“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學術研討會”、“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座談會”、“第五屆生物分子考古學國際研討會”、“東亞古代青銅冶鑄業國際論壇”、“中澳文化遺產論壇”、“漢代西域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秦漢土墩墓國際學術研討會”、“澳門黑沙史前輪軸機械及相關問題國際會議”、“十至十二世紀東亞都城和帝陵考古與中國契丹遼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多維視域下的當代考古學學術研討會”、“夏商都邑考古暨紀念偃師商城發現3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禹會村遺址與淮河流域文明研討會”、“新疆曲曼遺址與帕米爾古代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漢代陵墓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二里頭遺址發現5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考古學研究中日論壇”。
       
        十一、實施“走出去”和“請進來”戰略,努力提高我所的國際知名度和話語權
       
        我所積極配合我院的戰略部署,不斷地以實際工作推動國際知名研究所的創建。我們實施“走出去”和“請進來”的戰略,推進外國考古研究,搶占學術前沿,確立我所在國際考古學界的地位。
       
        (一)組隊赴烏茲別克斯坦發掘
       
        2012年開始,我所與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所合作開展“中亞考古”項目。我所組織漢唐研究室、邊疆考古研究室對烏茲別克斯坦東部費爾干納盆地的格切佩古城遺址進行了三次考古發掘,共完成測繪面積近500000平方米,勘探面積約11000平方米,發掘面積近1100平方米。通過對一號大型建筑基址及南墻馬面、西墻馬面建筑遺跡的發掘,對該城址內的地層堆積、文化層的分布以及城址的結構及其變遷等有了新的認識。這是我所首次主導境外考古工作。
       
        (二)派隊發掘瑪雅文明核心遺址——科潘遺址
       
        自2015年夏季開始,我所在我院支持下,擬與美國哈佛大學和洪都拉斯國家人類學與歷史研究所合作,在世界文化遺產、瑪雅文明的都邑性遺址——科潘遺址開展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我所將全面采用最新的調查、測繪和發掘以及記錄和整理技術,在國際學術舞臺上充分展現中國考古學的水平。此次發掘,標志著中國考古學積極參與中華文明之外的其他主要文明的研究,已躋身于對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發掘與研究之中,為全面開展中外古代文明比較研究積極創造條件。
       
        (三)成功舉辦“世界考古•上海論壇”
       
        為促進國際考古學界的交流與合作,提升世界范圍內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的水平,推進考古資源和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并促進中國考古學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上海市政府合作創辦了“世界考古•上海論壇”,我所和上海市文化局負責承辦。首屆論壇于2013年舉辦。論壇由全世界范圍內遴選出的150位著名學者構成的咨詢委員會推薦入選項目,20位權威專家構成的評委會經投票評選出2011~2012年度 10項世界重大田野考古發現和9項重大考古研究成果。我國的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址和陜西神木石峁古城址入選十項重大考古發現,“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入選重大研究成果。論壇邀請入選項目的負責人在論壇上介紹了各項入選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在以“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為題的主題論壇上,邀請世界各古老文明的權威研究者或團隊負責人介紹對各個文明的最新發掘和研究成果。論壇還邀請世界著名學者在上海博物館做公共考古講座。論壇受到各國考古學家的高度關注和支持。近百位考古學者從海外趕來,與近百位國內的知名考古學家一道參加了論壇。該論壇的成功舉辦得到國際考古學界的贊譽,使中國考古學從國際學術界的邊緣一舉躋身核心圈,大大提高了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今年12月中旬,我所將在院部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主辦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
       
        (四)改進《中國考古學》(英文版)的編輯和出版工作
       
        為了讓中國考古學走向世界,我所于2001年起創辦了大型英文版學術期刊《中國考古學》(英文版),每年編輯出版一卷,已經連續編輯出版了14卷,在對外宣傳和促進中外學術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11年始,我所與德國格魯伊特國際出版集團合作出版發行《中國考古學》(英文版),目前已申請到正式的國際刊號和國際電子刊號,在國際考古學界流行開來,成為國外大學考古專業師生和文物愛好者了解中國考古新發現、新進展的窗口。
       
        十二、公共考古蓬勃開展
       
        隨著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發展,考古學研究成果的大眾化對于弘揚燦爛的中華文明、增強民族自豪感和促進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意義日益明顯,也成為考古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為了實現考古學的社會責任,普及考古成果,我所于2010年成立了公共考古研究中心。5年來,我所開展了各種公共考古活動。利用各種媒體手段,以更豐富的形式,展示考古創新成果,普及文物考古知識,推廣文物保護理念。
       
        (一)電視專題片的合作拍攝
       
        5年來,我所與中央電視臺合作拍攝了幾十集專題片。其中《五千年文明見證——牛河梁揭秘》共3集,每集片長為40分鐘,于2014年8月15~17日在央視“探索•發現”頻道播出。專題片《2014考古進行時》第一季共7集,致力于將最優秀、最前沿的考古成果及其發掘過程及時介紹給大眾,于2014年10月3~9日播出。2015年2月17~26日,央視“探索•發現”頻道又播出了春節特別節目——《考古進行時》第二季,共10集,收到了非常好的宣傳效果。
       
        (二)創辦多個文物展覽
       
        “考古中華——考古研究所建所六十年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館展出之后,幾年來,在全國,1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博物館巡展,擴大了我所的社會影響,獲得了廣泛好評。“玉石之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土商周玉器精品展”于2012年在深圳博物館新館展出。“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殷墟文物里的晚商盛世”展,遴選殷墟發掘出土的200件文物精品,于2013年在國家博物館展出。“天地之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土商與西周玉器精品展”,于2013年在北京藝術博物館開幕。2014年,“玉魂國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國文明展”在良渚博物館展出。展覽集中展示了二里頭、夏家店、石峁、花地嘴等著名遺址出土的精美玉器,匯集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歷史博物館、鄭州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等多家單位的精品,是迄今為止國內外對于夏代玉器展示中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一次,對全面了解夏代玉文化意義重大。 
       
        (三)舉辦公共考古論壇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自2002年開始已經成功舉辦了10余年,前10屆的60項考古發現于2014年結集出版。
       
        2012年7月,舉辦了“中華文明探源公眾考古論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22位專家從各自的專業和角度向與會的300余名聽眾,深入淺出地介紹了項目的最新階段性研究成果和各課題研究的進展情況。
       
        2013年和2014年,成功舉辦兩次中國公共考古——仰韶論壇。論壇主要包括:公共考古演講、公共考古研討會、展覽參觀和自由交流等環節。來自各考古機構和媒體的與會者各抒己見,暢談中國公共考古的歷史、發展現狀,相互交流學習開展公共考古的經驗,共同為中國公共考古事業的發展出謀劃策。
       
        此外,各個考古隊還配合當地政府和媒體開展了多種多樣的公共考古活動。宣傳普及考古知識和成果是考古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的意識已經成為全所同仁的共識。
       
        十三、辦好考古雜志,服務學術研究
       
        《考古》和《考古學報》是我所負責編輯的考古學期刊,在學術界享有較高聲譽。《考古》于2010年獲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期刊獎,2013年入選全國“百強社科期刊”并獲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這是幾代編輯薪火相傳、不懈努力的結果,他們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進入創新工程后,我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支持下,根據學科發展的需要,把《考古》擴容了十六面,并采用全彩印刷,使印刷質量跨上一個新臺階。《考古學報》則繼承了近70年的傳統,保持了中國考古學界第一權威雜志的地位,并于2014年獲國家社科基金資助。
       
        我所首批整體進入創新工程,使我所獲得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5年來,全所同仁齊心協力,奮發圖強,開拓創新,努力拼搏,使研究所建設、田野工作、室內研究、圖書資料、雜志編輯、國際交流、后勤保障、公共考古和人才隊伍建設等各個方面都取得可喜成績,研究所內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氛圍和欣欣向榮的局面。在紀念建所65周年的時候,我們將不斷總結經驗,發揚成績,改進不足,繼續努力,把我們的研究所辦得更好,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為早日實現建成國際著名研究所的目標、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

      (原文刊于:《考古》2015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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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創新動態

      王巍:抓住歷史機遇 積極開拓創新 創造新的輝煌——為紀念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成立65周年而作

      發布時間: 2015-09-09

        關鍵詞: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65周年  創新工程
       
        今年,是我們的考古研究所成立65周年。2010年8月1日,我所曾舉辦了慶祝建所60周年的系列活動。從那時至今已經整整5年了。這5年,是我所進入中國社會科學院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的5年,也是我所在建所60年的基礎上,各方面取得全面發展的5年。特撰此文,對我所進入創新工程的過程以及帶來的巨大變化做一回顧,以紀念建所65周年。
       
        一、抓住難得歷史機遇,全所進入創新工程
       
        2011年春季,為了全面發展中國哲學社會科學事業,促進中國社會科學院各個學科的發展,經中共中央政治局批準,中國社會科學院醞釀啟動哲學社會科學創新工程。為了保證創新工程的有序進行,積累經驗,院領導決定院屬各單位分期分批進入工程。
       
        起初,院里決定,只讓包括我所科技考古研究中心在內的6個我院重點實驗室首批進入創新工程。得知這一消息后,我馬上意識到,這將會給全所的工作造成難以挽回的嚴重影響。因為考古研究所與我院其他研究所不同,考古調查、挖掘、保護、出土文物修復和保護、出土標本的各種測試分析、出土資料的整理、報告的編寫、雜志編輯出版等等,環環相扣,缺一不可。如同一部由多個零件構成的機器,一個有多個環節構成的完整鏈條,如果只有其中一個環節進入創新工程的話,在項目經費和收入等各個方面會顯著有別于其他環節的職工,將會在整個考古研究所掀起軒然大波,會直接影響我所的穩定和各項工作的順利開展。有鑒于此,我們積極向院主要領導和有關部門說明情況。院領導對我們的陳述表示理解,表示可以考慮我所整體進入創新工程,但擔心我所難以在擬首批進入創新工程的各單位提交創新方案僅剩兩周多的時間內完成全所進入創新工程的實施方案。我們當即表示,一定按時完成我所創新工程的實施方案。于是,我所立即動員全所科研和管理的骨干著手制定創新工程的實施方案。經過全所骨干的共同努力,我們在短短的兩周多時間內,完成了考古研究所創新工程的框架設計,我們的速度和方案的完備程度令院領導和院職能部門感到意外。
       
        二、客觀分析形勢,構架創新體系
       
        獲準進入創新工程后,擺在我們面前的問題是,究竟如何開展創新工程?我們主要做了以下工作。
       
        (一)客觀分析現狀,找出發展瓶頸
       
        我們首先對阻礙考古研究所發展的主要問題進行了認真的分析,找到以下制約發展的主要問題。
       
        1.技術手段和設備落后。現代考古學的發展需要越來越多的科學技術手段和儀器設備,購置這些儀器設備需要較多的經費。如果不能及時更新技術手段和設備,將跟不上國際考古學界技術手段日新月異發展的步伐。在田野考古的器材設備方面,我們甚至落后于一些條件較好的省級考古機構,一度出現了“中央軍的裝備不如地方軍”的尷尬局面,從而嚴重影響了我所主要基礎性科研工作——田野發掘獲得資料的精確度和對這些資料進行科學分析所獲得的信息量,延緩了我所趕超世界先進水平的步伐。 
       
        2.業務經費匱乏。在我所傳統的工作地區,因為經費所限,不能按照學科發展和科學研究的需要開展考古發掘,限制了學術研究的發展。在考古工作薄弱的地區,有豐富的考古資源亟待開發,地方研究機構也有強烈的合作愿望。然而,由于經費所限,很多項目沒能實施。
       
        3.缺乏全局思考、全球視野和整體布局。對中國考古學的發展方向和前沿熱點問題還沒能進行經常性的分析和整體把握;缺乏瞄準國際學術前沿、站在國際學術制高點上進行戰略謀劃的意識,以及建成國際一流研究機構,為世界考古學的發展做出獨特貢獻的雄心、氣魄和使命感;學者的研究多數還是出于個人興趣和所里指派的工作地點和區域,缺乏從中國考古學發展的戰略高度設計和組織專題和綜合性研究;在工作區域還存在一系列的學術空白,在研究領域還存在諸多薄弱環節;還沒有建立起涵蓋中國考古學各主要研究領域的學科體系。
       
        4.沒有建立起優勝劣汰的競爭激勵機制。科研人員的學術研究在很大程度上依靠個人自覺,勤奮者有之,懈怠者有之;職稱評定和職級確定雖然強調了優先考慮研究水平和成果質量,但還沒有完全擺脫看資歷、講人情的狀況。
       
        (二)構建中國考古學創新體系
       
        我們根據國際學術界的發展趨勢,結合我所的實際情況,提出了由創新領域、創新方向和創新項目構成的三級學術創新架構,并以此作為考古研究所創新工作的指南性綱領。創新領域是最宏觀的創新主題。我們確定的九大創新領域是中國考古學研究及學科建設面臨的最重大問題,是最需要開拓創新、取得突破性進展的領域。創新方向是各創新領域內最有可能獲得創新發現的研究方向。我們在40余個創新方向中選擇重點,優先設計創新課題展開研究,既保持均衡發展,又尋求重點突破,并在創新研究過程中根據學科發展情況,隨時調整重點,堅守學科至高點和前沿。九大創新領域及下設的創新方向的具體內容如下。
       
        第一創新領域:中華文明探源及中國上古史的重建。下設創新方向有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中國農業的起源和早期發展、中國史前聚落與社會演進研究、華南地區史前考古學文化譜系研究等。
       
        第二創新領域:中國古代城市的考古學研究。下設創新方向有中國青銅時代都邑綜合研究、中國帝國時期都城遺址綜合研究、中國古代城市遺址綜合研究、中國古代城市起源和發展的理論研究、中國古代帝王陵寢制度考古學研究等。
       
        第三創新領域:中國古代文明成就的綜合考古學研究。下設創新方向有中國古代手工業的考古學研究、中國古代精神文化的考古學研究、中國古代藝術的考古學研究、出土文獻和古文字研究等。
       
        第四創新領域:中外文化交流的考古學研究。下設創新方向有亞歐草原青銅時代綜合考古學研究、絲綢之路古代文明研究、海上絲綢之路的考古學研究、東亞地區古代文化交流、東南亞地區古代文化交流和南太平洋諸島居民的文化來源。
       
        第五創新領域: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的考古學研究。下設創新方向有蒙古民族的起源和早期發展研究、藏族古代文化的考古學研究、新疆漢唐時期歷史文化研究、西南民族古代文化的考古學研究等。
       
        第六創新領域:考古學理論和方法創新。下設創新方向有中國考古學理論和方法綜合研究、文明起源理論研究等。
       
        第七創新領域:多學科結合的創新型考古學研究。下設創新方向有中國古代人地關系研究、田野考古信息工程、古DNA技術的應用和人骨的綜合研究、考古年代學研究、古人類食物狀況研究、現代分析測試技術在考古學研究中的應用等。
       
        第八創新領域:文化遺產保護科學創新。下設創新方向有中國文化遺產科學創新構建、實驗室考古國家中心建設、館藏文物保護、文物保護技術開發等。
       
        第九創新領域:考古資料的存儲、展示、出版及宣傳。下設創新方向有考古學檔案數字化和館藏文物搶救保護、考古圖像及考古影像資料數據庫建設、中華數字考古博物館、中國考古博物館建設、中國知名考古學學術品牌建設、精品學術專著出版、公共考古等。
       
        三、實施考古創新工程,促進考古研究所全面發展
       
        (一)跟蹤國際前沿熱點,確定重點研究領域
       
        我所圍繞國際學術熱點開展高水平的專題和綜合研究。對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的過渡、農業起源與發展、多元一體的中華文明起源與發展、古代城市的演進、中華文化多樣性及其多民族統一國家的形成與發展、不同區域間文化的交流與互鑒、南島語族起源等國際學術熱點開展研究,爭取掌握國際話語權。
       
        (二)全面開拓工作區域,填補多處發掘空白
       
        在創新工程支持下,我們在對傳統優勢領域的工作高度重視的同時,在我所中斷多年或基本沒有開展過考古工作的區域如福建、海南、貴州、云南、湖北、遼寧、甘肅、新疆北疆、西藏阿里地區等,圍繞重大學術課題開展了主動性發掘。5年來,我所新啟動的發掘項目達20多個,其中絕大多數是在上述地區開展的。
       
        (三)瞄準國際前沿熱點問題,爭取國際話語權
       
        圍繞“南島語族的起源”這一國際熱點課題,我們在廣西桂林、貴州平壩、海南陵水和福建三明地區進行了考古調查和發掘。
       
        圍繞“蒙古族起源地”這一在國際上具有重大爭論的課題,我們在文獻記載的蒙古族起源地——內蒙古呼倫貝爾地區,開展了考古調查與重點遺址的發掘。在西藏阿里地區,對古代象雄國的都城進行了測繪,并對象雄國的貴族墓地進行了發掘。 
       
        圍繞“亞歐草原青銅時代綜合考古研究”課題,對與哈薩克斯坦接壤的新疆西北的博爾塔拉蒙古自治州溫泉縣的石板墓進行了發掘,并對與蒙古和俄羅斯接壤的新疆東北部阿勒泰地區三海子遺址大型石堆遺跡進行了發掘。在新疆西部與巴基斯坦接壤的塔吉克自治縣,對頗具特色的黑白條石遺跡和公元前5世紀前后的石圈墓葬進行了發掘。這些發掘為一度沉寂的歐亞草原青銅時代文化遺存研究提供了十分寶貴的新資料,也徹底改變了我所對該區域幾種重要的考古學文化沒有絲毫發言權的狀況。
       
        圍繞“西南民族古代文化的考古學研究”課題,我們在云南東北的陸良地區開展了戰國至漢代西南夷遺存的發掘與研究。
       
        (四)加強薄弱領域研究,促進學科全面發展
       
        在創新方案的框架下,我們還拓展研究領域,開展了以前較少進行的專題考古。
       
        圍繞“中國古代手工業的考古學研究”課題,對山東臨淄齊故城冶鑄遺址進行了調查與發掘,首次科學發掘了漢代銅鏡鑄造作坊遺址,清理出銅鏡鑄造遺跡,出土一批銅鏡范及相關遺物。在甘肅張掖西城驛遺址的發掘,發現了距今4000多年的冶銅遺跡,這是我國目前發掘的年代最早的冶銅遺址。
       
        圍繞舊石器時代向新石器時代過渡這一重大學術課題,我們選派骨干赴河北泥河灣遺址群進行發掘,這是我所自20世紀70年代對山西下川遺址發掘后,時隔40年,再次主動發掘舊石器時代晚期遺址,拓展了我所考古發掘與研究的時間范圍。
       
        我們啟動的遼寧大連距今4000年前后的青銅時代積石墓群和營口高句麗山城的發掘項目,一舉改變了我所幾十年來對這兩類遺存發掘項目的空白,為獲取關于東北亞地區古代文化研究的話語權創造了條件。
       
        (五)設置一批研究課題,全面提升研究水平
       
        創新工程實施以來,除了大力開展田野考古發掘和相關遺址的研究工作之外,我所還在創新體系的框架下,設立了一批專題和綜合研究課題,包括農業起源、文明起源、科技考古、大遺址保護與文物保護政策和技術、實驗室考古、古文字研究、佛教考古等。這些課題的設立為全面提升我所的研究水平,提升我國考古學在國際上的地位和影響產生了積極的作用。
       
        四、建設一批考古研究基地,保障田野工作持續發展
       
        根據學科創新和田野考古工作發展的需要,充分整合各方面資源,與地方政府和科研機構聯合,在各地設立了一批考古研究基地。由地方單位提供基地用房、考古研究所為基地提供辦公家具和生活設施及研究設備。
       
        5年來,我所新建的4000平方米的西安研究室(工作站)辦公樓投入使用。我們還對既有的一些工作站或基地進行了修繕和改造,使其工作和生活條件大為改善。此外,我們還與各地政府合作,新建或籌建了近20個研究基地。截至2015年12月,已經建成或可以建成的研究基地有內蒙古赤峰紅山文化研究基地、內蒙古遼上京考古研究基地、遼東大連島嶼考古研究基地、魯東南史前文化研究基地、蚌埠淮河文化研究基地、福建東南考古研究基地、桂林史前文化研究基地、中國亞歐草原文化研究中心新疆博州工作站,以及文化遺產保護洛陽龍門基地和安陽基地等。此外,內蒙古呼倫貝爾蒙古族源研究基地、山西堯文化研究基地、河南仰韶文化研究基地、河南二里頭文化研究基地、海南考古研究基地、貴州考古基地等正在籌建中。這批基地的設立,徹底改善了田野考古隊駐地游動不定的狀況和艱苦的生活條件,為在這些地區持續開展考古工作提供了穩定、可靠的物質保障,對我所今后的持續發展具有重要而深遠的意義。
       
        五、購入先進設備、裝備,實現研究手段更新
       
        (一)購置先進科技設備,研究手段國際一流
       
        在院里的大力支持下,我們加強了科技考古研究室建設,購置了部分新設備。配備Milli Q超純水系統、MARSTM微波消解/萃取樣品預處理系統、多樣品平行蒸發儀、固體激光燒蝕進樣-ELAN DRC II電感耦合等離子體質譜儀、3110型原子吸收光譜儀(配置HGA-600型石墨爐)、ICS-5000離子色譜儀、7890/5975C氣相色譜/質譜儀等儀器設備。還有掃描電子顯微鏡及附設的X熒光能譜儀(SEM-EDS)、三維視頻顯微鏡、便攜式X熒光能譜儀、便攜式顯微鏡等儀器設備等。這些設備的購置和使用,徹底改變了我所以前設備陳舊落后的局面,使我所的設備和研究手段達到了國際先進水平。
       
       (二)更新野外工作設備,田野裝備“鳥槍換炮”
       
        1.大批配置田野用車,使田野考古隊成為“機動化部隊”。5年來,我們根據各考古隊承擔的任務和現實需求,全面提升田野考古隊的田野工具配置,為30多支田野考古隊新配備了總計69輛田野考古用車,包括越野車和工具車各30多輛,使我所每支考古隊的田野考古用車不少于兩輛車,極大地改善了田野考古隊的用車條件。我所還為新疆、西藏、內蒙古等邊疆地區考古隊配置了房車、衛星電話、帳篷、電視及其接收設備、電冰箱等工作和生活用具,使邊疆地區進入考古“房車時代”,田野工作和生活條件得到了很大改善。我所田野隊的車輛狀況不僅大大優于國內各兄弟單位,在國際上也是首屈一指的。
       
        2.標準配置先進設備,極大提升田野考古數字化水平。我們為各田野考古隊配置了全站儀、RTK、佳能5D Mark Ⅱ或Ⅲ數字照相機、索尼數字攝像機、便攜式GPS。我們緊跟技術進步的步伐,積極開展GIS數據庫建設并進行基礎數據處理。購置并將在所有田野考古隊配置六軸飛行器進行低空航拍、實驗制作三維模型、生成正射影像圖等,獲得非常滿意的成效。同時我們摸索數字攝影測量與三維建模軟件技術,探索性地制作動物考古標本和佛像等的三維模型。
       
        經過5年的創新工程,在院領導的關懷下,考古研究所的設備、裝備不僅全面達到了“國內領先,國際比肩”,在某些方面已經走在了世界的前列。我們可以自豪地宣稱,我所田野考古的科學化和設備裝備的現代化已經實現!                                                                                                                                                                                                                                                              
        六、創新體制機制,實現優勝劣汰
       
        僅有設備和研究手段等硬件條件的改善,還難以實現我們的創新目標,還需要軟件即體制、機制的同步改進。
       
        (一)以研究室為創新工程的組織單位
       
        研究室是我院組織科研的基層組織,在研究所創新工程的整體布局下,負責組織本研究室研究領域內創新工作的實施。主要工作包括確定本研究室研究領域內的創新方向,組織本研究室科研人員就相關創新方向提出創新課題,對本研究室人員創新課題的實施進行監督和管理,完成本研究室研究領域內創新方向年度和階段性創新報告等。 
       
        (二)以創新項目為具體的創新工作方式
       
        按照我院要求,符合條件的科研人員均可就相關創新方向申請創新課題。創新課題組成員包括課題負責人1人和課題參加者若干人,實行創新課題負責人責任制。課題負責人全面負責本課題科研工作的進行、課題經費的管理,以及與課題相關的人員聘用和課題結項等各項工作。
       
        (三)建立優勝劣汰的業績評價和競爭上崗的新體制
       
        科研體制創新是創新工程的重點。我們按照我院創新工程的指導性意見,積極開展科研運作機制、崗位設置和用人機制的改革創新,明確各部門在創新架構中的位置和責任,努力探索新的科研運作模式。根據我院的規定,最多只有80%的人可以進入創新工程,而且需要動態管理,能進能出,在每年年底根據每個職工的工作業績決定其是否能夠進入創新工程。為了真正做到“公開、公正、公平”,我們結合我所的實際,在充分征求全所職工意見的基礎上,制訂了“考古研究所科研崗位工作業績量化考核辦法”,將每項工作和成果都進行量化,形成相應的分數,與每年年底以研究室為單位進行的綜合考評相結合,形成了與薪酬待遇掛鉤的創新評價體系。如果工作業績與本室同仁相比居于劣勢,即便是研究員也不能進入創新工程。新的評價體系和機制的實施,徹底改變了實施創新工程以前“干多干少一個樣”的狀況,極大地激發了全所職工的工作積極性和創造力。
       
        七、創新工程初見成效,創新成果不斷涌現
       
        5年來,我們以科研工作為中心,樹立精品意識,做好、做大、做強科研“主業”。我們希望通過重要遺址的發掘及其發掘報告和研究論著的出版,為國際學術界提供全新的資料和研究成果,為促進國際考古學的發展做出積極貢獻。
       
        (一)田野考古碩果累累
       
        5年來,在我所各田野考古隊的學者、技師和其他相關部門的支持下,我所的田野考古取得了十分豐碩的成果。僅就發掘的項目數量來說,近5年實施的發掘項目達30多項,超過我所1990~2010年的總和。無論是新發掘的遺址還是工作多年的遺址,都按照創新工程的設計,有計劃、有重點地推進。經過近幾年的工作,各項發掘都取得可喜成果。
       
        1.持續發掘項目“老樹開新花”。例如,陶寺都邑遺址圍繞宮殿區周圍的大型溝槽狀遺跡(宮城墻基?)的發現、二里頭遺址早期大型多院落宮室建筑——五號宮殿的全面揭露以及用于祭祀活動的巨型坑的發掘、安陽洹北商城內南部道路網和制陶及鑄銅等手工業作坊區的確認、蘇州木瀆春秋時期吳國城址的確認、漢長安城以北西漢時期多座大型木橋的發現、漢魏洛陽城北魏太極殿東半部及其以東的“東堂”的大規模發掘和宮室布局的厘清、河北鄴城大規模佛教遺跡和大量精美佛像的出土、山西晉陽古城附近北魏童子寺依山而建的大型佛閣和壁畫的發現、隋唐洛陽城內天堂和明堂及九州池的發掘、揚州城子城自戰國到宋代一系列重要遺跡的發現、遼祖陵和遼上京布局的究明等。此外,為配合大遺址的保護和城市新區規劃與建設而開展的二里頭、偃師商城、殷墟、灃鎬、周原、漢長安城、漢魏洛陽城、隋唐長安城和隋唐洛陽城的大規模勘探,也都獲得了重要收獲。
       
        2.近年啟動項目捷報頻傳。華南四省的多個遺址經發掘獲得了新石器時代早、中期的一批新資料,填補了這些地區史前時期考古學文化的空白或缺環,為建立和完善華南地區的新石器時代文化序列、探討該地區與長江流域以及周圍境外地區文化的關系乃至南島語族的起源提供了十分寶貴的資料。山東日照堯王城是黃河下游地區迄今發現的面積最大的(300多萬平方米)龍山時代城址,是研究黃河下游地區文明起源的新資料。對安徽蚌埠雙墩、甘肅臨洮馬家窯遺址和湖北城河遺址的發掘是我所近年新開展的史前考古項目,都顯示出良好的前景。在甘肅黑水國西城驛遺址發現的距今4000多年左右的冶銅遺址,為探討西北地區早期冶金及其所屬文化提供了重要資料。在西藏阿里發現的象雄國都城和貴族墓葬,使我們得以一睹曾在吐蕃之前雄踞青藏高原的古代象雄國的風采。在新疆新開展的幾項發掘為研究新疆各地區與鄰境地區青銅時代文化的關系乃至在歐亞草原青銅時代的地位提供了重要資料。在博州溫泉縣阿敦喬魯遺址發掘了距今約4000年的安德羅諾文化大型石板墓葬,并對附近地區進行了區域調查,使我們全面了解了同時期遺跡點的分布狀況,據此推測這一帶很可能是安德羅諾文化的一個區域中心。在喀什塔吉克自治縣曲曼遺址發現頗具特色的用黑色和白色石塊構建于地面的條狀遺跡和石圈墓葬,不僅是我國境內第一次發現,在整個中亞范圍內也十分罕見,發掘者認為這些遺跡可能與拜火教的起源有關。阿勒泰三海子大型石堆遺跡的發掘,首次發現刻紋盾牌石,判明了此類遺跡并非墓葬,而是公元前8~前5世紀的高等級祭祀遺跡,發掘者認為可能與俄羅斯圖瓦阿爾然大墓和中外文獻記載的“獨目人”或“一目國”有關。在內蒙古呼倫貝爾崗嘎墓地發掘了一批9~10世紀的墓葬,埋葬習俗與其后興起于蒙古高原的早期蒙古族的習俗有很多相似之處,為我們研究蒙古族的起源提供了寶貴的新資料。
       
        3.多項發掘入選年度全國重大考古新發現。5年來,我所發掘的項目中有9項入選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六大發現”),8項入選年度全國十大考古新發現。這些項目是江蘇蘇州木瀆古城遺址、新疆鄯善吐峪溝石窟群和佛寺遺址、山西翼城大河口西周墓地、新疆溫泉阿敦喬魯遺址與墓地、河北鄴城遺址東魏北齊佛寺遺跡和佛教造像埋藏坑、內蒙古遼上京皇城西山坡佛寺遺址、陜西西安西漢長安城渭橋遺址、西藏阿里地區故如甲木墓地和曲踏墓地、內蒙古陳巴爾虎旗崗嘎墓地、貴州遵義新蒲播州楊氏土司墓地。其中,新疆溫泉阿敦喬魯遺址與墓地的發掘還入選2013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年度重大科研成果。
       
        (二)發掘報告相繼問世
       
        實施創新工程以來,我們在積極開展考古發掘項目的同時,采取有力措施,狠抓田野發掘資料的整理和發掘報告的編撰和出版。截至2014年底,我所出版的田野考古報告有《蚌埠禹會村》、《偃師商城第一卷》、《二里頭(1999~2006)》、《安陽大司空——2004年發掘報告》、《殷墟小屯村中村南甲骨》、《隋唐洛陽城——1959~2001年考古報告》、《拜城多崗墓地》、《揚州蜀崗古代城址勘探報告》。其中,《二里頭(1999~2006)》入選2014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研究成果。
       
        今年是創新工程實施5周年,我所將爭取出版10余部考古發掘報告,即《下川遺址》、《山東舊石器文化研究》、《邕寧頂螄山》、《敖漢興隆溝——新石器時代聚落考古發掘報告》、《遼寧大連廣鹿島區域考古調查報告》、《襄汾陶寺——1978~1985年發掘報告》、《喇家遺址》、《元大都》、《安陽孝民屯商代墓葬發掘報告》、《河南輝縣路固漢墓發掘報告》、《鄴城考古發掘報告》等。此外,還有近10部考古發掘報告將在今年年底或明年上半年前完成編撰工作,明、后年陸續出版。
       
        (三)學術論著連續出版
       
        5年來,我所出版的學術著作、論文集和圖錄有《田野考古植物遺存浮選采集及實驗室操作規范》、《田野考古制圖》、《科技考古的方法與應用》、《秦漢城邑考古學研究》、《新世紀中國考古新發現2001~2010》、《商代青銅器銘文研究》、《文化遺產研究》第2輯、《考古學視野下的城市、工藝傳統與中西文化交流》、《善自約束:古代帶鉤與帶扣》、《考古學集刊》第19集、《三代考古》第4~6輯、《昂昂溪考古文集》、《呼倫貝爾民族文物考古研究》第一至三輯、《呼倫貝爾民族文物考古大系(鄂倫春自治旗卷、陳巴爾虎旗卷)》等。
       
        (四)研究項目進展順利
       
        由我所作為主持單位或主要參加單位的國家大型研究工程項目,如“中華文明探源工程”、“指南針工程”、“蒙古族源與元代帝陵綜合研究項目”等都在順利開展,并取得了重要成果。
       
        (五)我國首部大型考古辭典——《中國考古學大辭典》問世
       
        《中國考古學大辭典》由我所組織139位專家歷時7年撰寫而成,約 170余萬字,500余幅插圖,40個彩版,2014年由上海辭書出版社出版。該辭典分為《概論編》、《史前考古編》、《夏商周考古編》、《秦漢~宋元明清考古編》、《遺址與文物保護編》、《科技考古編》和附錄,有各類辭條5000余個,圖文并茂。該書前面有目錄和辭條分類表,書末附筆畫索引,提供了多種檢索方法。
       
        《概論編》包括考古學分支學科、考古學時代劃分、考古學理論、考古學方法、考古遺跡、考古遺物、甲骨與甲骨文、青銅器與銘文、玉器、漆器、簡帛學以及考古機構與團體、重要刊物、金石學家和古文字學家、中國考古文博學家、重要金石學與古文字學著作等考古學史方面的內容。《史前考古編》、《夏商周考古編》和《秦漢~宋元明清考古編》包括各個時代、各個地區的典型遺址和代表性遺物。《遺址與文物保護編》包括考古資源與文化遺產管理、文物保護與考古資源處置、遺產機構、相關法律法規與重要文件等。《科技考古編》包括考古勘探、測繪和地理信息系統、遙感考古、年代學、環境考古、人骨研究、人類學、動物考古、植物考古、化學分析與儀器分析、冶金鑄造、考古繪圖和攝影等。附錄包括1899~2012年中國考古學大事記、全國重點文物保護單位名錄、第一批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名單和立項名錄、全國各省區考古學會名錄和全國具有考古發掘團體領隊資質的單位名錄。
       
        《中國考古學大辭典》是我國第一部考古學大辭典,填補了我國考古學辭典的空白。該書揭示了考古學基本理論與方法,反映了最新考古收獲,并追溯了中國考古學產生、發展的歷史,不僅是考古工作者及史學愛好者的必備工具書,也為廣大歷史研究者乃至考古愛好者了解中國考古學提供了一個途徑。《中國考古學大辭典》入選2014年度中國社會科學院重大研究成果。
       
        (六)組織20世紀知名考古學家評選和編撰《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考古學卷》
       
        《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考古學卷》是《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系列叢書的一部分。該叢書由科學出版社組織編撰,著名科學家錢偉長院士倡議并任總主編,是國家“十一五”重大出版工程。叢書收錄了科學技術和人文社會科學方面數千位知名專家學者,展示他們的求學經歷、學術成就、治學方略、價值觀念,彰顯他們為促進中國和世界科技發展、經濟和社會進步所做的貢獻。
       
        受科學出版社委托,我所于2013年著手組織20世紀知名中國考古學家的評選和《20世紀中國知名科學家學術成就概覽• 考古學卷》的編撰工作。為了做好評選和編撰組織工作,我們組建了由全國各地11位中年專家組成的編委會。編委會制訂了入選考古學卷20世紀著名考古學家的基本要求,即中國內地及港澳臺的中國考古學家或華裔外籍學者、考古學科相關領域的開創者和具有卓越貢獻的學者。具體而言,20世紀50年代參加考古工作的學者,須發表過學術專著(獨著)或主編并出版大型考古發掘報告;60年代參加考古工作的學者,除滿足上述條件外,需在某一學術領域具有突出業績。按照這一標準,參照有關學者的學術貢獻,編委會多次召開會議,反復商議,提出初選名單,然后將初選名單發至全國各文博單位的考古學科帶頭人進行投票。根據投票結果,選出了118位20世紀二三十年代至五六十年代對中國考古學發展做出重要貢獻的考古學家。在此基礎上,請對這些考古學家比較熟悉的考古同仁為這些考古學家撰寫傳文。傳文反映了入選考古學家成長的時代背景和心路歷程。他們的成長經歷可以幫助我們了解20世紀中國考古學發生及發展歷程中的重要事件、不同階段對考古學的理解和認識。他們的經歷和學術貢獻匯聚起來本身就是一部中國考古學不斷發展的歷史,是考古學史的重要組成部分。我們通過這次評選和概覽的編撰,再次深刻體會到考古前輩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付出的辛勤努力,他們做出的卓越貢獻應當永遠為后人所銘記!
       
        八、科技考古發揮威力
       
        成立于1995年的我所科技考古中心在創新工程中得到顯著發展,由建立之初僅有幾個實驗室發展到今天的15個實驗室/研究領域,包括年代學研究(碳十四測年和樹木年輪研究)、地理信息系統、環境考古、人骨考古、動物考古、植物考古、木材分析、食性分析、古DNA分析、化學成分分析、冶金考古、陶器研究、玉石器研究、繪圖與照相。科技考古中心的實驗設備先進、對比標本充足、科研力量雄厚、考古資料豐富、研究成果顯著,在國內外享有很高的聲譽,被視為東亞地區最好的科技考古研究基地,是當今中國乃至世界上研究門類最為齊全的、專門從事科技考古的研究機構。
       
        近5年來,科技考古中心致力于在全國范圍內建立和推廣科技考古研究,引領國內其他科技考古研究力量,主持和參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等國家級課題,積極開展科技考古的學科建設和人才培養,召開和參加國內外重要學術會議,編撰出版了《科技考古》(三)和《科技考古的方法與應用》,發表大量具有廣泛學術影響的成果,獲得多項國家級和院級獎勵,不斷開拓新的研究領域,努力提升整個國家考古發掘和科技考古研究水平。
       
        例如,碳十四測年采用系列樣品分析方法推動考古學年代框架的細化和提高準確率。樹木年輪研究建立了可追溯到公元前1575年的樹木年輪年表。超低空遙感拍攝和多視角影像三維重建技術在田野考古發掘中的應用,使得考古遺跡現象的獲取、存檔、繪制和展示變得簡單、快捷、準確、立體,在文化遺產保護與考古研究中得到迅速而深入的運用。環境考古不斷引進和應用新技術和新手段,如土壤微形態分析和氧碳同位素分析等,致力于遺址埋藏學分析,深化古代人地關系綜合研究。人骨考古在傳統形態學研究、古代人群健康狀況、古代DNA等領域均取得重要研究成果,強化與社會文化現象和文化行為相聯系,開展多學科合作研究。
       
        動物考古在保持傳統分析方法的基礎上,強化相關自然科學方法的應用,如古DNA分析、同位素分析、幾何形態測量、牙齒切片等,同時不斷細化和擴展研究內容,包括特定動物遺存鑒定、家養動物(如黃牛和家雞)起源研究、骨器制作工藝、畜力開發等,建立考古遺址出土動物遺存采樣和實驗室鑒定行業標準。植物考古的研究重點仍是農業起源問題,但研究重心由水稻和小米等主體農作物向大豆、栽培稗和塊莖類等非主體農作物種類傾斜,完善考古出土炭化植物遺存的鑒定方法和標準,同時加強了理論探討(例如人類耕作行為與植物馴化的關系以及在農業起源中的作用等)。木材分析在保持傳統木材鑒定的基礎上,開展天然有機纖維的鑒定和研究工作。2014年,以我所科技考古中心的帶頭人為核心成立了中國考古學會動物和植物考古專業委員會,為學術界提供了全國性的學術交流平臺。
       
        同位素分析方法在考古學研究中已經比較普及,新進展體現在利用鍶同位素分析技術研究古代人類遷移、生存狀態和家養動物的引入和傳播。冶金考古致力于商周青銅器陶范鑄造工藝傳統的研究,從技術考察(青銅器的分范、紋飾及芯撐技術)和檢測分析(ICP、XRF、SEM等多種理化手段)兩方面開展了大量研究工作。陶器研究領域已經建立多個遺址的中子活化分析數據庫,同時開展陶器的巖相學研究。古DNA分析不斷積累古代人和動物的線粒體DNA數據,嘗試選擇新的遺傳標記(如性別鑒定、毛色控制基因)和STR進行分析。玉石器研究領域綜合運用微痕分析方法和礦物學、地球化學分析方法判斷玉石器加工方式、工具性質等技術要素和復原工序、探索玉石器的原料產地。
       
        總之,科技考古中心積極發揮自身在中國科技考古研究中的領軍作用,開展廣泛的多學科合作和跨學科學術交流,為深入推進中國考古學的發展貢獻力量!
       
        九、文保中心成績斐然
       
        為使考古學更好地適應和服務于文化遺產保護事業,我所于2008年成立了文化遺產保護、研究中心。5年來,文保中心致力于中國文化遺產科學體系創新研究,注重文化遺產保護理論與方法、技術的研究,在大遺址考古、實驗室考古、考古遺址公園建設、出土文物保護修復、文化遺產管理等領域,成為國內考古學界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力量。其中,承擔制定的大遺址考古技術規范和考古發掘檢查驗收標準,成為國家文物局的行業規范和標準;實驗室考古理論與技術創新,開創了一個新的考古學分支,成為中國考古學轉型發展的重要支點;主持編制一系列大遺址保護規劃,有力地推動了考古學界參與遺址保護規劃工作;對國家考古遺址公園建設開展了理論探討和實踐探索;承擔各類出土文物的修復和保護,很好地展現了傳統技藝與現代科技的結合,具有很好地示范作用。此外,培養了一批年輕的文物保護修復專家,創編了自己的學術刊物《文化遺產研究》,出版了《文物保護修復理論與實踐》等專業書籍。
       
        十、組織學術研討,促進研究深入
       
        自進入創新工程以來,我們以規格高、綜合性強的大型國際學術會議為龍頭,以專題化、易組織、效率高的中小型研討會為主干,先后組織的各種學術研討會達幾十個,主要有“中國文明起源與形成學術研討會”、“大型聚落田野考古方法座談會”、“第五屆生物分子考古學國際研討會”、“東亞古代青銅冶鑄業國際論壇”、“中澳文化遺產論壇”、“漢代西域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秦漢土墩墓國際學術研討會”、“澳門黑沙史前輪軸機械及相關問題國際會議”、“十至十二世紀東亞都城和帝陵考古與中國契丹遼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多維視域下的當代考古學學術研討會”、“夏商都邑考古暨紀念偃師商城發現30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禹會村遺址與淮河流域文明研討會”、“新疆曲曼遺址與帕米爾古代文明國際學術研討會”、“漢代陵墓考古與漢文化國際學術研討會”、“紀念二里頭遺址發現55周年國際學術研討會”、“中國考古學研究中日論壇”。
       
        十一、實施“走出去”和“請進來”戰略,努力提高我所的國際知名度和話語權
       
        我所積極配合我院的戰略部署,不斷地以實際工作推動國際知名研究所的創建。我們實施“走出去”和“請進來”的戰略,推進外國考古研究,搶占學術前沿,確立我所在國際考古學界的地位。
       
        (一)組隊赴烏茲別克斯坦發掘
       
        2012年開始,我所與烏茲別克斯坦科學院考古所合作開展“中亞考古”項目。我所組織漢唐研究室、邊疆考古研究室對烏茲別克斯坦東部費爾干納盆地的格切佩古城遺址進行了三次考古發掘,共完成測繪面積近500000平方米,勘探面積約11000平方米,發掘面積近1100平方米。通過對一號大型建筑基址及南墻馬面、西墻馬面建筑遺跡的發掘,對該城址內的地層堆積、文化層的分布以及城址的結構及其變遷等有了新的認識。這是我所首次主導境外考古工作。
       
        (二)派隊發掘瑪雅文明核心遺址——科潘遺址
       
        自2015年夏季開始,我所在我院支持下,擬與美國哈佛大學和洪都拉斯國家人類學與歷史研究所合作,在世界文化遺產、瑪雅文明的都邑性遺址——科潘遺址開展考古調查與發掘工作。我所將全面采用最新的調查、測繪和發掘以及記錄和整理技術,在國際學術舞臺上充分展現中國考古學的水平。此次發掘,標志著中國考古學積極參與中華文明之外的其他主要文明的研究,已躋身于對世界其他古老文明的發掘與研究之中,為全面開展中外古代文明比較研究積極創造條件。
       
        (三)成功舉辦“世界考古•上海論壇”
       
        為促進國際考古學界的交流與合作,提升世界范圍內考古調查、發掘和研究的水平,推進考古資源和文化遺產的保護和利用,并促進中國考古學與國際學術界的交流,中國社會科學院與上海市政府合作創辦了“世界考古•上海論壇”,我所和上海市文化局負責承辦。首屆論壇于2013年舉辦。論壇由全世界范圍內遴選出的150位著名學者構成的咨詢委員會推薦入選項目,20位權威專家構成的評委會經投票評選出2011~2012年度 10項世界重大田野考古發現和9項重大考古研究成果。我國的浙江余杭良渚古城址和陜西神木石峁古城址入選十項重大考古發現,“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研究”入選重大研究成果。論壇邀請入選項目的負責人在論壇上介紹了各項入選考古發現和研究成果。在以“古代文明的比較研究”為題的主題論壇上,邀請世界各古老文明的權威研究者或團隊負責人介紹對各個文明的最新發掘和研究成果。論壇還邀請世界著名學者在上海博物館做公共考古講座。論壇受到各國考古學家的高度關注和支持。近百位考古學者從海外趕來,與近百位國內的知名考古學家一道參加了論壇。該論壇的成功舉辦得到國際考古學界的贊譽,使中國考古學從國際學術界的邊緣一舉躋身核心圈,大大提高了中國考古學的國際地位和影響力。今年12月中旬,我所將在院部和上海市政府的支持下,主辦第二屆“世界考古論壇”。
       
        (四)改進《中國考古學》(英文版)的編輯和出版工作
       
        為了讓中國考古學走向世界,我所于2001年起創辦了大型英文版學術期刊《中國考古學》(英文版),每年編輯出版一卷,已經連續編輯出版了14卷,在對外宣傳和促進中外學術交流方面發揮了重要作用。2011年始,我所與德國格魯伊特國際出版集團合作出版發行《中國考古學》(英文版),目前已申請到正式的國際刊號和國際電子刊號,在國際考古學界流行開來,成為國外大學考古專業師生和文物愛好者了解中國考古新發現、新進展的窗口。
       
        十二、公共考古蓬勃開展
       
        隨著考古和文化遺產保護事業的發展,考古學研究成果的大眾化對于弘揚燦爛的中華文明、增強民族自豪感和促進文化遺產保護的重要意義日益明顯,也成為考古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為了實現考古學的社會責任,普及考古成果,我所于2010年成立了公共考古研究中心。5年來,我所開展了各種公共考古活動。利用各種媒體手段,以更豐富的形式,展示考古創新成果,普及文物考古知識,推廣文物保護理念。
       
        (一)電視專題片的合作拍攝
       
        5年來,我所與中央電視臺合作拍攝了幾十集專題片。其中《五千年文明見證——牛河梁揭秘》共3集,每集片長為40分鐘,于2014年8月15~17日在央視“探索•發現”頻道播出。專題片《2014考古進行時》第一季共7集,致力于將最優秀、最前沿的考古成果及其發掘過程及時介紹給大眾,于2014年10月3~9日播出。2015年2月17~26日,央視“探索•發現”頻道又播出了春節特別節目——《考古進行時》第二季,共10集,收到了非常好的宣傳效果。
       
        (二)創辦多個文物展覽
       
        “考古中華——考古研究所建所六十年成果展”在首都博物館展出之后,幾年來,在全國,10多個省市自治區的博物館巡展,擴大了我所的社會影響,獲得了廣泛好評。“玉石之魂——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土商周玉器精品展”于2012年在深圳博物館新館展出。“商邑翼翼、四方之極——殷墟文物里的晚商盛世”展,遴選殷墟發掘出土的200件文物精品,于2013年在國家博物館展出。“天地之靈——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發掘出土商與西周玉器精品展”,于2013年在北京藝術博物館開幕。2014年,“玉魂國魄——玉器•玉文化•夏代中國文明展”在良渚博物館展出。展覽集中展示了二里頭、夏家店、石峁、花地嘴等著名遺址出土的精美玉器,匯集了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研究所、陜西歷史博物館、鄭州文物考古研究院和延安市文物研究所等多家單位的精品,是迄今為止國內外對于夏代玉器展示中規模最大、數量最多的一次,對全面了解夏代玉文化意義重大。 
       
        (三)舉辦公共考古論壇
       
        “中國社會科學院考古學論壇”自2002年開始已經成功舉辦了10余年,前10屆的60項考古發現于2014年結集出版。
       
        2012年7月,舉辦了“中華文明探源公眾考古論壇”。“中華文明探源工程”的22位專家從各自的專業和角度向與會的300余名聽眾,深入淺出地介紹了項目的最新階段性研究成果和各課題研究的進展情況。
       
        2013年和2014年,成功舉辦兩次中國公共考古——仰韶論壇。論壇主要包括:公共考古演講、公共考古研討會、展覽參觀和自由交流等環節。來自各考古機構和媒體的與會者各抒己見,暢談中國公共考古的歷史、發展現狀,相互交流學習開展公共考古的經驗,共同為中國公共考古事業的發展出謀劃策。
       
        此外,各個考古隊還配合當地政府和媒體開展了多種多樣的公共考古活動。宣傳普及考古知識和成果是考古工作者義不容辭的責任的意識已經成為全所同仁的共識。
       
        十三、辦好考古雜志,服務學術研究
       
        《考古》和《考古學報》是我所負責編輯的考古學期刊,在學術界享有較高聲譽。《考古》于2010年獲第二屆中國出版政府獎期刊獎,2013年入選全國“百強社科期刊”并獲國家社科基金資助,這是幾代編輯薪火相傳、不懈努力的結果,他們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做出了積極貢獻。進入創新工程后,我們在中國社會科學院的支持下,根據學科發展的需要,把《考古》擴容了十六面,并采用全彩印刷,使印刷質量跨上一個新臺階。《考古學報》則繼承了近70年的傳統,保持了中國考古學界第一權威雜志的地位,并于2014年獲國家社科基金資助。
       
        我所首批整體進入創新工程,使我所獲得了千載難逢的發展機遇。5年來,全所同仁齊心協力,奮發圖強,開拓創新,努力拼搏,使研究所建設、田野工作、室內研究、圖書資料、雜志編輯、國際交流、后勤保障、公共考古和人才隊伍建設等各個方面都取得可喜成績,研究所內呈現出前所未有的良好氛圍和欣欣向榮的局面。在紀念建所65周年的時候,我們將不斷總結經驗,發揚成績,改進不足,繼續努力,把我們的研究所辦得更好,為中國考古學的發展、為早日實現建成國際著名研究所的目標、為實現中華民族的偉大復興而努力奮斗!

      (原文刊于:《考古》2015年第8期)
       
       
       
       
       

      作者:王巍

      文章出處:中國考古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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